“来，你我也喝一杯，”说着“那位”举起酒杯，与佟大雷碰了一下，“你的工作我本来有所考虑，可是‘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倒是胡副部长先过问了，惭愧，惭愧……”“哪里，哪里，我们共事多年，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对名利毫无兴趣。与老胡嘛，不过工作关系，许多观念上还有分歧。”接下去就是部里那些斗来斗去的陈年旧事，失势的胡秉宸自然成为垫底菜。胥德章原本只在一旁随声附和，热烈赔笑，他不能，也不应该像佟大雷那样过分拍卖自己，可是话说到这个地步，胥德章感到了难以承受。恢弘或委琐的界限怎能分得十分清晰?越是具备传统文化的优良品格，越是事事艰难。官场上胡秉宸可能有勇无谋，也可能因为难展身手而郁郁寡欢，但与这班人马绝对不可同日而语。
四十年前，胡秉宸为他安全转移，被特务逮捕几乎牺牲的往事，如此清晰地凸现在胥德章眼前。
可是……
毕竟胡秉宸一压多年没有发展他人党。
在革命前景并不十分看好，也没有必然成功保证的时候，“党员”两个字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结的崇高誓言，除了更多的负担、更危险的工作、更无条件的服从……什么也不意味。
那时胡秉宸不发展他人党，只能说他付出的还不够，除了继续奋斗、努力争取，没有什么可说。
谁料一九四九年后，“党员”这个称号渐渐“增容”，它不仅仅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结的崇高誓言，更是信任的基石，由信任而任用，由任用而地位，而待遇，而级别……实非他们当初的想像，那么人不入党、党龄长短，也就凸现出特别的意义。
这，粒不经意掉下、当时被他们忽略不计的种子，此时也就发了芽。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冰冻了几千万年、毫无生命迹象的种子，在适当培育下都能发芽，何况这样一粒种子?
是啊，什么都会过去，岂止是爱情!
不是胥德章或胡秉，宸堕落，时代如此旗帜鲜明地把“地位”作为计量单位，胥德章和胡秉宸们不努力将自己变成“地位”，又能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