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府的包青天是唱戏唱的，根本没那回事。”她说罢凄然地笑了笑。
秦云飞说：“前几年我在开封上学，一到麦罢，农民们背着钱褡都来打官司。相国寺右边几个旅馆，住的全是打官司的人，其实都是给法院里送钱去了。有的还到相国寺算算卦，看官司能打赢不能？算卦的再一说，打得才有劲哩！有的把地都卖干了，还是跳不出地主老财们的手心！”
李麦说：“我从那一次以后，就再也不打官司了。可是我也不服！这口气出不了，能把人憋死。我就又想了个办法。”她说着羞涩地笑了笑说；“那时候啊，我还迷信，什么神都信，信的还诚。我想着开封法院告不赢他，我到老天爷那里去告他。那时候我们下徐州推盐，赚几个钱舍不得吃，舍不得花。天亮长到十来岁，连块梨膏糖也没给他买过。可是买香、买黄表却成刀成封的买。我每天烧两刀黄表，祷念着说：‘老天爷，你替俺申申冤吧！叫海骡子这龟孙不得好死！叫他家倒霉破财！’可是黄表我也不知道烧了多少刀，海骡子家该发财照样发财，该买地照样买地。那个黄烧饼脸越吃越胖，那一嘴黄狗牙又换成了一嘴金牙。
以后黄表我不烧了！神我也不敬了，我才知道老天爷这个老龟孙也是个眼皮朝上翻的东西！”她说罢如释重负地笑起来。
宋敏说：“你就是从那以后不敬神了？”李麦说：“是啊！你在我家看到，灶王爷我也没请，土地爷泥胎我摔了！老天爷的牌位我盖面瓦罐了。从那以后，我心里还不解气，我就又换了个办法跟他斗！”
秦云飞有兴趣地问：“什么办法？”
“我骂他！”李麦接着说：“地主老财们这些杂种爱讲排场，逢他家过红白大事时候，什么县长、区长，都来吊孝贺喜，还有什么大姑爷，二姑爷，媳妇娘家，儿子舅家，七大姑八大姨，一来就是几大轿车，我就趁着这时候在街上骂他！”
徐中玉说：“你怎么骂他的？他能跟你拉倒？”
李麦说：“我又不提他的名！他叫骡子我骂驴，或者我骂吃草料的东西！他家娶媳妇过红事，我哭俺爹死的苦。他家过白事，殡埋他爹，一群孝子哭爹，我哭我殇的那个孩子。这乡间农村的骂法多得很，你们没有见过，反正把他气得直咬牙，可他拿我也没办法。”
她说罢，秦云飞、徐中玉和宋敏都笑起来。宋敏说：“大婶，你啥时候再骂他，我们还真想看看，准比看戏还好看。”
李麦凄然地笑了笑说：“这也是被逼的没有法子了。海骡子这个人是个黑蝎子，我是跟他打过多年交道了。他们治不了我，就在俺天亮他爹身上打主意。民国二十五年．天亮他爹从中牟黄河渡口摸黑回家，在路上拾了一条口袋。他进来大门就对我说：‘刚才在路上拾了条口袋，准是拉粮车掉的，你看还是新的。’他又看了看，口袋上还写着太康县‘庆余堂’几个字。口袋拾不得，我有经验。俺爹从前就说，有字的口袋咱不拾，最容易遭官司口舌。俺舅就是因为在路上拾了一个空邮包，叫人家讹走了一条牛。我立即说：‘这口袋拾不得，还送到大路上吧！’我们天亮他爹说：‘好。’正准备送出去，门‘哗’地一声被踹开了。海骡子带着局丁闯了进来。他们说太康县的大户‘庆余堂’被盗，天亮他爹是通土匪的！不由分说就五花大绑将我的人绑走，到县里只预审了一次，就诬良为盗，把他砸上大镣，关进文庙南边的监狱里！我明知道这是大圈套，可是有啥法子哩，到哪里去说理呢？不管倾家荡产，还是救人要紧，等我钻窟窿打洞，变卖东西，连揭带借，把他爹从监狱里扒出来时，人，已经只剩下一口气了！
……”李麦说着扑簌簌的热泪像线条似地滚落下来，她接着说：
“在监狱门口，我去接他。我花了一块钱的开镣钱，那个看监的还不错，说你去搀他一下．我进了监狱门，看见他我就不敢认了。身子瘦的像麻杆似的，脸变成像刀条一样，三十多岁的人满脸胡子，像个六七十岁的老头！他扶着墙喘着气，监狱门口有个台阶，只半尺高，他却上不去！……”
李麦擦着眼泪忽然大声地说：“我把他背起来背出监狱！等到抬到家里，人一散劲，起不来床了。没有半个月，老头就屈死了，撇下我们娘仨走了。临咽气时，他脸朝里，不看我，嘴里说着：‘天亮他娘！这是咱的命，我服了！……’我说：‘不！……我不服！……’”
李麦说着像疯了似地站起来。她对着那湛蓝的夜空，对着那一弯镰刀似的月牙，对着那滔滔的黄河水，像是在询问，在呼号，在愤怒地控诉。……
一阵飒飒的夜风吹过，千万片苇叶，发出淅淅瑟瑟的声音。
月亮渐渐地浸沉在河面上了，她想用河水洗去她满脸的泪痕。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