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麦问起嫦娥的情况，徐秋斋叹了口气：“嫦娥来西安的第二年，考上了宝鸡一个‘工业合作社’当工人去了。才去时学织毛巾，后来听说又学做油墨。这闺女走时太小了，她不会写信。
去年我去宝鸡找了一趟，人家说她们的工厂在双石铺。有一百多里地，还没有车，我只得回来了。”他说着叹了口气说：“唉，天亮他娘，就是这件事，我觉得对不起你。孩子们跟着我出来，我却把她失落了。不过听说这个‘工业合作社’，是孙中山的太太宋庆龄办的，她是一国之母，想着也不会把孩子们流落了。”
李麦这时才清楚嫦娥的下落。她有点伤心，千行百里来在西安，女儿是见不到了。不过后来她听说宝鸡离西安并不远，就准备到宝鸡去找她。她对徐秋斋说：“徐大叔，我不埋怨你，这样的大灾大难，谁能顾上谁？上月我在渭南裴合那里，我们算了算，咱赤杨岗二百多户人家，哪一家不是父南子北，妻离子散？
光是现在知道已经满门死绝的，就有一百多家。裴合家十七口人现在死剩了九口：他弟兄三个带着孩子逃出来了。他爹他妈留在老家。他妈是个瞎子，就在咱们逃到寻母口以后，他爹把他家堂屋的檩条拆了两根，到渡口换了两个烧饼，回来让他妈吃。他妈还说：‘咱俩一人吃一个。’老头说：‘你吃吧’瞎老婆把两个烧饼吃了，老头一下子把老婆推到河里了。当时有人要跳下河去救，老头喊着说：‘你们谁救上来谁养活她，这样死了少受点罪。’就在这天夜里，老头吊死在他家的老槐树上了……”她接着叹息地说：“人，真是连一根柴禾棒都不如。就拿咱后街这十来户人家说，海老清饿死了，运来婶子淹死了，裴合他爹他妈死了，裴旺叫抓兵抓走了，媳妇也没有下落，长松家两个大闺女都卖了。申奶奶在逃荒的第二年就跳河死了，死前还朝咱赤杨岗的方向磕了几个头……”
徐秋斋眼里涌出了几颗浑浊的泪珠，“唉！大劫大难啊！天亮他娘！你知道吗？蓝五也死了。他是上吊死的……”
李麦很激动：“咱逃出来的人，没有一家人是全的。过去老人们常说。‘在劫者难逃，老天爷要收哪一方人，你想逃也逃不脱’，黄河水才冲下来时，我也有点相信。可是后来我才醒悟过来，什么天灾？屁！全是人祸！汤恩伯军队在咱河南住了五六年，派粮，派差，派款。连枪都是老百姓花钱给他们买的。可是日本鬼子还没有来，几十万队伍全放羊跑了。要这种队伍干什么？……”李麦说着，恨得头发几乎都要竖起来。徐秋斋这时却眯着眼从容地说：“天亮他娘，这些我都想过。我在西安住了七年，光是替人家写信，就写过几千封。什么样的苦，什么样的难，我都见过。老天爷有没有？我不敢说。孔夫子说是‘敬神如神在’，你不敬他也就没有了。可是我相信朱夫子讲的话，‘天者理也’，这‘天理’确实是万古不变的道理。孔夫子也有老师。他的老师就是老子，他曾说‘问礼于老子’嘛。老子说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其实天上哪有一张大网？不过说是说作恶作得多了，‘恶贯满盈’，自然会得到天的惩罚。其实这个惩罚也不是天对他的惩罚，而是人对他们的惩罚。‘天心即民心’嘛！老蒋行这个事，太叫人寒心。拿咱黄泛区的人来说，几百万口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还不是为了抗战。他们抗的什么战？贪污成风，贿赂公行，不管文官武官，没有一个手上是干净的。难民们吃树皮，吃草根，吃‘观音土’，他们每天在大馆子里，吃喝玩乐，连抬出来的泔水里都漂着海参、鱿鱼，这能长远吗？要这样都能长远，那就叫‘誓无天理’了！”徐秋斋说到这里，眼睛里露出两条冷峻而自信的光芒：“别看小百姓都不敢吭声，都只会叹气、流眼泪，古人说过‘千人所指，无疾而亡’，别看眼泪是一泡水，流得多了，也能淹死他们这群龟孙，‘天下没有不倒的捻捻转’，总有一天，要叫老蒋这个杂种知道知道老百姓是不能得罪的！”他说着捋着自己的胡子，表现出无限愤慨和鄙视。
屋里沉默了好一阵子。徐秋斋才转了话题问：
“天亮在家干什么？”
李麦说：“徐大叔，他也不是外人，”她放小声音，“他参加新四军已经五六年了。和八路军一样，也是共产党的部队。如今就在咱黄泛区。”
“哦！”徐秋斋脸上顿时出现一种兴奋的表情。他说：“咱们黄泛区的难民，逃荒到甘泉、延安、保安一带去的人不少，都说八路军的政策好。这新四军到底怎么样？”
李麦说：“不赖。心里有咱老百姓，公买公卖，一到就给老百姓发麦种，发镢头、耙子，让老百姓开荒种地。看见女孩子。也规规矩矩，自己搭草庵住，从来不进老百姓的家。”接着她又把秦云飞带领的那个营，在红柳集一带活动的情况说了说。徐秋斋感叹地说：“要是这样，这一家行的是‘王道’。他们要是能在咱黄泛区住稳，将来咱们这日子还有个盼头。”他说着又兴奋地说：
“回家，好在路快通了。路通了咱就回老家！……”
吃罢午饭，李麦到梁晴住的小茅屋里休息。她看了看梁晴盖的那床被子，还是七年前从老家逃难出来时，背的那条印花被面，已经补了几个补丁，洗得倒还干净。床边放了个破木箱，箱子里放着几件换洗衣服。大约是徐秋斋每天教她写字，木箱盖上放了一个瓦砚和一支毛笔。墙上挂着一厚叠旧报纸，报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河南省”、“大华县”和“海天亮”的名字。
李麦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觉。她急切地想看到梁晴，想看到这个漂泊在外已经七八年的苦命闺女。她想到火车站离这里不远，自己下车时又走过这条路，就悄悄披上衣服到车站去了。
车站候车室门口南边有几棵槐树，树下有几十个妇女摆着一排做活的篮子。这些妇女专门给过往客商们上袜底、补袜子。
每个人都坐在一个小凳上，做活计的篮子摆在脚前。篮子里放着袜板、袜底和针钱，这已经成为难民妇女们一种职业了。
李麦逐个儿看着这些妇女。有的二十多岁，有的三十多岁。
全都是梳着髻的媳妇，没有一个留辫子的姑娘。她走到一个穿蓝格子小布衫的年轻媳妇篮子前停下来了。这个年轻媳妇正在低着头纳袜底。李麦看她的前额和眉毛，有几分像梁晴小时候的轮廓，可是身架、头发却完全像个媳妇。她不敢冒认。
她又走了个来回。那个年轻媳妇还在低着头做活。李麦就在篮子前蹲了下来，拿着她篮子里的一双袜底问：
“上一双袜底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