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初到洛阳，长松一家从寻母口带来的粮食，还没有吃完，暂时还能开锅。可是一家子七口人，就是每天熬野菜糊糊，两顿饭也得半升粮食。杨杏每天像数着粮食粒一样来吃，口袋还是渐渐地空起来。长松想着：这样过下去，怎么活得了？总得找个营生。
烧窑沟离城里只有二三里地，离车站更近，他到城里转了几次，因为人生地不熟，还是找不到活干。后来听说难民救济所在车站附近办起了几处粥场，他就领着孩子们去吃舍饭。到了粥场去登记，人家说领一张饭证要挑三挑水，长松是个不怕下力的人，他把全家人领来，登了记，领了七张饭证，每天上午来粥场打二十多挑水。
粥场里的水桶是铁皮做的，不算大，可是水井却有十几丈深。一个大辘轳井绳绕三圈半才能打着水，搅上来一桶水，已经是汗流浃背，一上午搅四十多桶水，累得长松头懵跟黑。每次领回粥来，杨杏心疼他，总把自己那一份让他吃，自己把剩下的粥。
再掺些菜叶子，煮煮和孩子们一块喝喝。
杨杏初到洛阳，不敢单独出门。一来怕失迷了路，二来怕孩子们跑丢了。两个男孩却怎么拴也拴不到窑洞里，小建已经十二三岁，小强也十来岁了。他们装着说去菜市上拾菜叶子，天一明弟兄俩就跑出去了。头些天果然拾回来一点菜叶子，有毛白菜，红萝卜，有时候还有点黄豆芽和碎豆腐块。
杨杏拣着篮子里的菜，问小建说：“小建，这豆腐哪里来的？”
小建说：“这都是菜市上人家不要的！”杨杏说：“我不信，这豆腐人家能不要？”小建说：“你没有去看，安仁里后边，那个菜市大着哩，几百家菜摊子！一到晌午收摊时候，这些碎豆腐人家就不要了。”
杨杏说：“只要是人家不要，咱拾回来不犯法，可千万不敢去偷人家，咱们家是庄稼人，人老几辈都正正经经的人。饿死也不能去偷人家东西。”小建说：“俺知道！”
过了些天，有一次小建对小强说：“小强，咱到东北运动场去看看吧，人家说那里最好看了。有说书的，有唱戏的，还有拉洋片的。”小强说：“我怕走丢了。”小建说：“傻蛋！就在菜市南边，上坡上边就是。走吧，我知道路，我领你去！”说着哥儿俩朝东北运动场走去。
这个东北运动场，坐落在洛阳城里东北角上。当年，这里本来是吴佩孚阅兵的地方，后来改作了运动场，还建了一个不伦不类、不中不西的检阅台。抗战爆发后，洛阳忽然繁华起来，市场、南店、娱乐场所不够用，这个运动场就变成了个闹市。因为从京、沪逃过来的人多，这里最醒目的是旧货摊子：一二里长的一道旧城墙上，摆的全是旧衣服、旧皮箱、旧皮鞋，拆开的旧毛线，搭在绳子上，随风飘荡着，厚厚的俄国毛毯摆在地上，招惹着第一战区军官太太们的眼睛。
除了旧货摊子外，这里还有卖膏药的，卖大力丸的，算卦的，相面的，治花柳病的，还有从北平、天津跑过来的过路艺人，在这里搭起地摊，说起京韵大鼓和相声来。
小建和小强来到东北运动场，看着那些穿旗袍的和那些戴眼镜的人，听不清他们说的什么话。他们对那些旧货摊子不感兴趣，就一头钻到游艺场子里，看一个卖大力丸的，在用拳头砸砖头，看了一阵砸砖头，又跑过去看一个耍把戏的吃电灯泡。那个耍把戏的把一个电灯泡弄碎了咽在肚子里，接着就大喊大叫拿着小筐子收钱。小建看见收钱，拉着小强从人缝中钻出来跑了。后来他们去看拉洋片，人家也要钱，他们对那些能够坐在凳子上，眼对着小窗洞往里边看的人十分羡慕，但是他们没钱，只得没精打采地走了。
转了大半天，肚子有点饿了，小建就拉着小强去看那些饭摊子．这里的饭摊子和寻母口乡下不同，卖的花样好多，小建和小强从来没有见过：有洒着鸡丝、紫菜的馄饨，有炸得又焦又黄的春卷，还有雪白的小包子、再放在平锅里煎黄的生煎馒头。这些小吃也都是从平、津和上海一带跑过来的人经营的，两个孩子叫不出名字来，口袋里又没有一文钱，只好看着别人大吃大嚼。
来到城市以后，孩子们第一次感到钱的重要。他们在农村时候，只知道割草放羊、采枣子、摘甜瓜，从来不知道钱有多中用。现在来在城市，干什么都得要钱！有了钱什么都能买，他们开始找寻弄钱的门路。
小建和小强去运动场玩了几趟，发现了一个可以挣钱的地方。车站通往运动场路上有一个大坡，每天大批黄包车从车站拉着人上来，要经过这个大坡。这个坡又陡又长，有好多拉车的拉不上去。再加上近年来流亡来的人多，都是随身带着大批箱笼行李，上这个坡就更加困难。后来这里就出现了一种职业叫“推坡”。“推坡”的多是些半大孩子，他们从坡下帮着拉车的把黄包车推到坡上，拉车的付给他们一角钱。有的坐车的也给他们些零钱，多少不等全靠碰运气。
小建和小强发现这个门路以后，头一天他没有敢去推。他们以为推车的和拉车的是一家人。后来发现这些孩子和拉车的并没有关系，他们两个就勇敢地加入了“推坡”的行列。
这哥俩第一次把一辆黄包车推上坡后，拉车的给了他们一角钱。小建接住了这一角钱，小手颤抖起来了。他发狂似地想着，他和弟弟会赚钱了。妈妈有了钱也可以到面摊去秤斤绿豆面条，煮一大锅，大家唿噜唿噜地吃着。……
就在这时候，一个十五六岁的大孩子走过来。他歪戴着帽子，披了一件破军袄，眼上还戴着一副眼镜，眼镜大约是破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