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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茫然。”赵小刚抓过一把广告宣传材料,说:“这些活倒是能赚点钱,但不是我的 专业,我是学农艺技术的。在首都这个现代化大都市里,这门技术用不着,可这儿能赚到 钱,可以让我随时随地看到未来世界的最新发展动向。我的老家虽然可以用上我学的农艺技 术,但没有钱呀!连口水井的钱乡政府都不知勒紧了多少回裤腰带,我这一身技术又有什么 用?与其那样,还不如先给老家那儿减少一个吃国家救济款的人……”

我无法断定赵小刚的理论是对还是错,但是他提醒我们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 一部分大学毕业生不愿回到边远和贫困地区,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以追求个人 前途与改善自我生存环境为中心的这部分学生,从他们发愤读书想跳出“农门”的那时起, 就已经失去了对故乡的回报之心;另一部分大学生确有志愿到大学里好好掌握知识后,将来 回到贫困的家乡改天换地干一番大业,然而贫困落后的故乡却无能为力给他们提供施展才能 的战场,使之慢慢丧失了原先的那份改造与建设家乡的热情与抱负。这就不得不使我们的大 学尤其是在进行对贫困生帮助的工作中提出更深层次的要求。

单一的为解决他们在大学完成学业而去为其减免学费、为其寻找勤工俭学岗、甚至为其 不辞劳苦地到社会上求爷爷告奶奶地拉赞助远远不够,更重要的一点是,还要给他们在理想 与人生观上进行“精神帮困”。有资料表明,1997年教育部直属院校共有本、专科毕业生 64990人,到广东、江苏、山东等发达地区和留在北京、上海的就达34502人,占毕业生总 数的53%,而回到十大边远省区的只有3793人,仅占总数的5%。如此巨大的反差说明了什 么?说明了至少约有一半以上的贫困地区出来的贫困大学生没有回到他们本该回去的地方。

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有一项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生中有783%人明确表示不愿到贫困 地区工作。我也曾对中国农业大学的10名贫困生进行抽样调查,结果10人中有6人表示只 要能在北京找到一份可以每月赚到800元以上工资的工作,就不会再回老家了——需要说明 的是,他们所指的工作都在不能解决工作关系和户口的前提下。那天在林业大学采访时,正 好有两位女生在与老师商量留在北京自谋职业的事。这两位小姐都是林业大学的“委培 生”,现在她们毕业了,照理应该回原籍,可她们说:“我们宁可出几千块钱还清委培费也 愿意留在北京。如果毕业回去给你分配到一个永远出不来的地方,一辈子不就完了!”我问 她们在北京有没有工作意向,她们说还没有找到,“反正慢慢找呗。”看来她们的决心很坚 决,大有一种义无返顾的气概。其中的一位说:“留在北京一方面能赚点钱,另一方面我们 还想考研。假如回到老家,这种机会几乎可以说是天方夜谭,但在北京是可能的。我们的师 姐们有好几个走的都是这样的路子。”原来她们心目中还有另一番天地,谁能说这不是一种 健康的心态,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追求?

可是——我们的问题还是在“可是”上,可是如果我们国家每年为贫困地区培养的20 来万学生(全国高校每年招生约100万,贫困生的比例按官方所说的20%计算),都不回原 籍,那么我们那些贫困地区是否就永远的不辞辛劳地送出一批批秀才又永远的照样没有知 识、没有文化?我不禁想起有篇报导说,甘肃有个贫困县,每年都培养出许多大学生,乡亲 们年年敲锣打鼓欢送他们离乡求学,但几乎不见一个学子毕业后回来,小县依然一贫如 洗……

说不清是我们的帮困工作是否助长了贫困生们更加立志离开故土的心愿,还是济贫本身 就在造就人们追求富有的心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有些贫困生在被别人的真诚帮 助与关心时,他的思想和意识却在悄悄发生另一种变化——南开大学学生处的刘老师给我讲 了这样一位学生:此人姓洪,是95级学生,家在江西农村,是个孤儿。在接到入学通知书 后就因交不起学费而迟迟没来校报到。我们就写信打电报告诉他不管什么情况,你把家里的 事安排妥后来学校报到再说。后来他果真来了,一看是个非常可怜的苦孩子,什么东西都没 带。我向领导反映这学生的情况后,学校一路开绿灯为他注册免学费。我们南开大学的党委 书记那天正好看到这个学生,便问寒问暖,又把他领回自己的家,让老伴给他做好吃的,用 自己的钱给这学生添置了许多必备的物品。当时这个学生感动极了,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将 来报答社会和所有关心他的人。因为是个贫困典型呀,所以这学生后来时时处处受到资助和 照顾。后来发现资助他的钱老是不够,一查,倒好,他竟抽烟喝酒都学会了。学校组织贫困 生勤工俭学,让他去干点活,那么简单轻松的活他干几下就甩手走了,你说哪像个经过贫苦 家出身的孩子嘛!

上海高校里出现了更出奇的事:有位贫困生多次得到学校的补助与社会赞助,反正学校 有什么贫困生好处的事他都比别人伸手伸得快,可是在毕业时这位学生为了不去教师岗位, 脱离师范生身份时,竟一下拿出了一笔不小的现金。与师范大学毗邻的上海某大学这几年为 了援助贫困生,该校从1994年以来,每年给贫困生们提供无息贷款,可是不少人宁愿不要 毕业证书也不还贷款,至今这个大学有1000多个毕业证书锁在学生处的铁柜里。上海还发 生了一件更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前年香港某公司到某高校兑现自己每年向25名贫困生发放 每人每月150元生活补助费的承诺。这天公司老板派代表前去学校向贫困生发钱,学校为了 让贫困生们接受一次爱心教育,便把几个年级的贫困生都召去一起参加兑现仪式。

公司代表向25名大学生发完助学金后说:尽管我们今天只发给了25个同学,但你们中 间确实还有非常困难的同学,我们公司也将视情况予以考虑。他的话刚完,台下的学生竟在 没任何指挥下排着长长的队伍,雄纠纠、气昂昂地向台上走去。那公司代表惊得目瞪口呆, 站在一旁的老师们则面红耳赤地冲上去拦住自己的学生,但为时已晚……

曾有一位教育家早已这样呼吁过:贫困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贫困而扭曲了的心 态。我们全社会现在都在济困,都在向贫困挑战,但那些贫困地区的县太爷、乡干部,则心 甘情愿地坐在那儿被人高高地戴上“贫困县”、“贫困乡”的帽子,为什么?因为有了“贫 困”这顶高帽子值钱,可以坐吃不愁,伸手来钱来物。我们的大学贫困生中有没有这种现 象?有,且为数不少。因此在解决这些学生的物质贫困同时,解除他们的“精神贫困”工作 更为重要。因为物质贫困是暂时的,精神贫困将是一生的。

此乃警世之言。中国的高校“希望工程”一大内容,便是解决贫困生们的心理贫困,这 个心理贫困集中体现在人生观的教育上。阳光和雨露,可以使小苗长成参天大树。但高耸的 大树未必能成栋梁,如果是棵空心的树干那只能当作付炬的禾柴。我们所要扶助的是一代健 康无私并勇于接受挑战的新时代大学生,当然不是那些目光短浅、极端自私的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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