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多里，我姐姐成了反革命家属。我姐夫单位还总去人到她学校，逼她揭发我姐 夫。学校待她还不错，虽然尽量保护她，但她也饱尝了世态炎凉、人情饶薄的滋味，整天灰 头灰脑，回家做饭都没心气儿。一次我去看她。儿子问她：“我爸爸为什么不笑，呵，妈 妈？”她突然“啪”地给儿子一个耳光。然后她娘俩全哭了。这是我见她第一次打她心爱的 儿子。
等到落实政策时，我姐夫这案子成了难题。写材料的人说，单凭一个表情怎么好作为反 革命罪证上报，又不能叫他再表演一次，拍张照片放进档案，又不是杀人现场的照片。过了 半年多，上边派一支工宣队帮助他们公司搞政策落实。专案组就把我姐夫这案子作为“老太 难”推给工宣队解决。
工人比干部有办法。琢磨个办法，土法上马。把我姐夫叫去，进门就叫他脱衣服，直脱 得只剩一条三角裤衩，我姐夫以为要挨揍，吓坏了。谁知他们上来一个人，让我姐夫举起双 手，像投降的姿势，然后拿根扫帚苗子，搔我姐夫胳肢窝，脖子和脚心，只见我姐夫嘴一咧 一咧，嘿嘿出声，胳膊腿乱摇乱蹬，叫着：“不行了，我不行了，痒死了，痒… ”可是他 一点不笑。这工宣队员把扫帚苗子一扔，说：“专案组怎么搞的，这人哪是不笑，根本他不 会笑！”
经过这次鉴定，罪证被否，我姐夫就被平反落实。由于不能否定前一段运动的成绩，结 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政治上平反了，可是他又从“不笑的敌人”变为“不会笑的人”，成为全公司人好奇和 注目的对象。每逢到该笑的场合，总有一些入把目光抛向他，并不是巴望他笑，而是巴望他 不笑，好证实他们身边确实存在着一个世所罕见的不笑的怪人。还有些年轻人搞些恶作剧， 弄只死耗子放在他抽屉里，或者突然朝他做个怪脸，好像不把他弄笑，永不死心。他们还背 地绘他起个绰号，叫他“死脸”，他也听到了。一个不笑的入，反成了人们的笑料。他依然 不动声色，内心却变得十分敏感，时时觉得有人不客气地拿根针刺他，那张脸就更无表情， 有时看上去像块冰冷的岩石。一天，他忽然对我姐姐说：
“你能教我笑一笑吗？”我姐组流泪了，对他说：“你就这样吧，我喜欢… ”
从此，我姐姐自己也很少笑容了。大概她有意控制住自己的笑，怕引起组夫的自卑。从 我看来，一个没有笑容的家庭好像永远阴天。尽管他们仍旧相依相爱，但总感觉有种压抑感 使他们的屋顶也矮了两尺。后来我还发现，只要到他们家串门，我自己也不会笑了。奇怪， 我怎么也不会了呢？有一次，我坐在他们家，桌上有个裂成两半的小镜子，我无意面对镜子 想笑笑，一时竟然不知脸上的肌肉怎么动，嘴一咧，哟，我竟然和我姐夫那神气一样。我吓 了一跳，这真是不可思议！
我更相信一位荒诞派剧作家的话：生活比荒诞的艺术更荒诞。
自从文革被历史一脚踢开，生活又换了一套新解释，包括对我姐夫的不笑。
领导们的能耐，从过去表现在揪出多少人，改为现在能嫌多少钱。外贸公司的书记兼任 起经理来，还要干个外向型“子公司”，搞引进、出口、合资和海外投资。这子公司需要一 名能干的人挂帅。原先那帮红人都过时了。多年搞运动，培养的人专长都只会搞运动。人到 用时方恨少，于是想到了我姐夫。第一他精通业务，第二他外语呱呱叫，跟外商交往得心应 手。可是领导班子里有人提出异议，说他不会笑，怎么能接待好外商？谈生意准砸锅。但除 他再找不出更合适的人来，只好拿他将就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