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时想不出有哪种重要的人类疾病，在技术的费用成为主要问题时，医学能有足够的能力给以预防或治愈。对付同样的疾病，在非技术或半拉子技术的初期阶段，那费用可是高得没法比。如果今天不得不用1935年最好的方法来治疗一例伤寒热，那费用会叫人瞠目结舌。比如说，需要住院五十天，要求最麻烦的护理，还有作为当时疗法特点之一的、令人昏头的对饮食细节的要求，每天还要有化验检查，有时还要用手术来对付肠穿孔。我想，这样对付这病，一万美元还算保守的估计，而今天的代价呢？仅仅是一瓶氯霉素和一两天的发热。50年代初，就在进行使用接种预防脊髓灰质炎的基础研究之前，为对付那种病而方兴未艾的半拉子技术，提供论证这一论点的另一证据。 还记得肯尼护士（Sister Kenny, Elizabeth, 1880－1952, Australian）吗？为脊髓灰质炎患者的康复而设的那些机构的费用，还有那安慰性施放的热敷材料，那关于受影响肢体是让它完全失去活动能力，还是应让它尽可能频繁地作被动活动的辩论，还有那些为支持这种或那种意见而在统计学上被折腾来折腾去的大堆资料，这些大家都还记得吗？这都是那种技术的费用和相对的效果，就是应该将这跟接种的费用和效力比一比。
肺结核在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几段插曲。50年代初忽而出现过切除感染的肺组织的手术热，还有人煞费苦心地计划，要在结核病院安装进行大型肺结核手术的新型昂贵设备。后来，异烟肼和链霉素出现了，那些医院也关门大吉。
当内科医生们由于他们不完备的技术和为在没有清楚地理解疾病机理的情况下所作的种种事情而陷入困境时，保健系统的低效就显得最为突出。如果我是决策者，又有意于从长远观点节省金钱用于保健，那么我将很审慎地给予生物科学的基础研究以高度的优先地位。这是让医学科学从生物学得到充分好处的唯一途径，尽管这看起来象往常年头人们常说的那样，好象要摘下月亮一样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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