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的文学梦早已被时代风暴撕为碎片，因而不以为然。他举出司马迁著《史记》 的古事，来唤醒我麻木的神经，但是没能奏效。我说我只要求我自己尽可能不随波逐流，仅 此而已。但就是这位电机工程师，到了1979年中央为老右落实政策时，也演出了令同类们 叹为观止的一幕：当初陷他于囹圄的人事干部，来劳改驿站对他表示友好时，向他伸出了一 只手，他却扬起了他的一只脚去握他的手——裴公以脚代手，意在表明当初诬陷他的那个人 的手，比自己的脚还脏。
另一个代表人物，是我的朋友戴煌。他在劳改队的生活处境，可以说是最困难中的一 个。这位来自苏北新四军的老记者，被送进劳改队后，妻子小潘是个收入低微的油漆工，没 有钱给他买“进口货”送来，他以十分坚毅的态度对待饥饿的煎熬。他当时有一句同类们无 人不晓的口头禅：宁可暴尸荒地，也不吃救济粮。救济粮的含义，不是指政府而言，因为每 人每月就那么多粮食定量；它的含义是指同类们的相助。他身体高大，身体需要的热量，本 来就比别人要多；加上劳动中从不惜力，其饥饿的程度可想而知。据李建源告诉我，同类们 如果都有这种精神，知识分子的形象会更加凛然——这可以视为与那个泯灭良知、陷害同类 于水火之中的丑类，遥相对立的另一种知识分子的品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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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高尔基”、“低尔基”与一个女盲流
因为我在的中队，同类不多；虽然也有三两个老右，因为没有三畲庄的相聚有缘分，因 而往来不多。组里的几个成员，除了那个法国传教士以外，更难找到一个知音了。
这并非是我有多么清高——“清高”二字，已早在我的灵肉中消亡。时间像个磨盘，磨 碎了知识分子的自尊，连同知识欲求也一块儿被磨得粉碎。这儿离北京较远，在茶淀小站登 上火车，回城也要有多半天的时间；并且农场言明’文革”中回家必须请假，所以等于取消 了返京探家的自由。
百般无奈之际，只好以看书打发劳动之余的光荫。历经近十年的劳改，我的手掌已粗得 如同挫刀，以致手指翻动书页时，都发出哗哗的声响。大概是快到1968年国庆节了，有一 天公休时，我正躺在床上看书，驼背的翟队长，走了进来。
“你在看什么书？”他突然问道。
他进来时我面朝墙，因而没有看见，听见他的声音，我忙从炕上爬了起来：“我在看高 尔基的书。”我把书递给他，表示我没看什么不好的书。
他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一眼那本书，把书往炕上一扔：“什么‘高尔基’‘低尔基’的， 除了毛主席的著作，什么书也不许看。”
我不禁血涌心头，说了句：“这是过去列宁喜欢看的书《母亲》，是革命书籍。”
“我说过了、你听清楚没有？”
我还想说些什么，但是想到他是个半文盲，便把嘴巴闭上了。在专政机构对这样的干部 讲高尔基，等于是对牛弹琴。
劳改队中有一批这种类型的干部，他们因为没有文化，本能地仇视文化；加上“文革” 一来，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他们就更以没有文化为荣。像三畲庄的董维森和高元松那样深 知文化价值的干部，在劳改系统占的比例极小。但是他们也要管理人，还要管理知识分子。 好在他们有“文革”的大棒在手，你在其中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 这虽然是一句古话，但也是“文革”年代，一幅逼真的立体全景画面——社会上如此，在社 会最底层的劳改队，则表现得更加突出。
“罗锅”走了，同组因打架斗殴进来的成员希中信对我说，他也看过高尔基的书，他劝 我来个“狸猫换太子”，省得以后找麻烦。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让我包上书皮，以应付形势 ——从那天之后，我每拿出一本书来翻看，都把它先包上《毛泽东选集》的书皮，加以伪 装。这倒也真成全了我，连雨果的《悲惨世界》，在这种红色的包装下，读起来也安然无恙 了。
后来，我渐渐地知道了“罗锅”队长的一点家事：他活得也挺可怜的，因为他近乎于文 盲，加上驼背，起始连个对象也找不到；到了大饥饿年代，一个女盲流讨吃讨到了这个地 方，他算是有了个媳妇。由于这种畸形的婚姻并非女方自愿，婚后他成了受气包——所以一 些能钻空子的“二劳改”，要外出去附近的怀淀或汉沽买什么东西，常常躲开“罗锅”队长 而去找他的媳妇请假——虽然她并非劳改干部，但她经受过生活的煎熬，因而对一切劳改成 员有着强烈的同情，便有求必应。几十年来我走过多少劳改驿站，只有在这里才有这种奇遇 和奇观。事情不大，但却给了我极深的影响，我懂得了只有走过雪路炭途的人，才最具有人 类的同情之心（我很崇敬那个女盲流，后来，我曾把她当作中篇小说《风泪眼》中的一个典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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