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哽咽住了喉咙，眼泪却滴落下来。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因为我们有劳动任务在身，不能前往送行（这一别就是13年， 当1979年他平反从新疆回来路过北京时，曾到我家小坐。他十分悲愤地告诉我，他不该头 脑发热去往边陲。他的爱巢早在前几年已然自焚——因为他并没有因为去了那儿，而改变任 何东西。待他归来时，他曾去杨家看望已然与他分手的爱人——她在中苏友好医院外边给医 院看自行车。悲乎）。
当天下午4点，我的同类中，与陆丰年同时奔赴新疆的人，有几十名之多，其中的大多 数是来自各大学、家在外城市的解禁右派。其中我熟悉的有于立仁、卓景星、刘士康、郭愕 权、哈长林、吴怀祖……后来在1970年，被枪决于南京的姚祖彝、王同竹、孙本桥、陆鲁 山，其中的孙本桥和王同竹，也是随着这次列车，去往边疆的——属于老革命身份的很少， 似乎只有原中国青年报的陈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也浑浑噩噩地登上了这次北行的列车 （后来他发现受了欺骗，到了那儿并没有改变政治身份，曾从边疆逃往内地，被捕后被吊在 树上毒打，后文另有叙述）。
他们走了没有几天，在一天的中午，董维森把我叫到了队部办公室：
“你的家是不是受到了冲击？”
我说：“是，我母亲脖子上挂起了‘反革命家属’的木牌。”
他沉默了很久，问我：“你老家还有没有亲人？”
我告诉他没有，但是还有亲戚。他这才告诉我，当地派出所，有电话打过来，革命群众 要求迁返我母亲还乡。面对这么大的一场群众运动，董尽管很惜才，也无良策可寻。我很快 答应去办这件事，并把事情做好。他叮咛我说：“回家之后，不能感情用事；你也知道当前 的形势，感情用事只能更激化矛盾。那对你和你母亲都没任何好处——走一步是一步吧，什 么事都要往远处看。你下午就回家处理这件事去吧！”
母亲被挂上大大的木牌，原来并不是终点——我走出办公室时，心都要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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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送“反革命”母亲还乡
我记忆中，当时已是8月的末尾——农历已快到中秋团圆佳节。
天上的月亮不知人间的悲楚，依然像个银盘那样挂在天空。但是那一年的中秋，是中国 人感情的缺圆的时日。北京郊区的火葬场尸满为患——我的一个表弟工作在八宝山附近的一 座工厂，他告诉我那儿尸体排队，臭气冲天；分不清张三李四，文革中的冤魂集体火化。更 为严重的是，武斗还在继续向北京的每一条街巷延伸，我儿子上学的南吉祥胡同小学校长， 学生硬是向她嘴里塞土鳖——自古被称之为人师表的教师，活活被一些无知的孩子折磨死 了。
在这种乱世中，我母亲没有遭受武斗的洗礼，没有被红卫兵打死，已然算是造化不小 了。还乡就还乡吧，躲开这乱世中的皇城，对我母亲来说，或许不是什么坏事。母亲对此原 本忧心忡忡，但是北京每天从肉体上消灭“五类分子”及其家属的新闻，不断传进她的耳 朵，使母亲每天在提心吊胆中生活，与其这样每天承受煎熬，回乡躲躲台风眼，也是无路可 走的另一条路——她惟一的牵挂就是她的宝贝孙儿，不知往哪儿放才好。形势已然到了这一 步，姥姥、姥爷虽然身体有病，也只能把外孙接了过去——因为无论如何，让孩子跟着我进 劳改队，总不是个办法。
我去派出所开转移户口证明，必须去找民警小刘。这之前我和他曾有过一次路遇，至少 还没有见到他歧视的目光。我不知道在风声鹤唳的血腥日子中，他的心绪有没有变化——我 之所以对此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我母亲刚进北京城时，是参加了普选的公民；时至今日， 她已然成了“文革”对象，等于是从北京被扫地出门的反革命家属——她一旦没有了选民 权，回到乡里也难预料处境如何。我老家的六姨，因为是没有选民权的地主家属，“文革” 刚刚开始时，就被批斗得跳了井，折断了一条腿——我母亲从城市被轰回农村，如果没有公 民权，到底是福是祸，还是很难捉摸的事儿。
进了景山派出所我才知道，被革命群众勒令还乡的人非常之多。在乱哄哄的人群中，我 好不容易找到了民警小刘。他从抽屉里拿出早已准备好了的返乡证明，并没急于交给我，而 是把我叫到一个影碑背后，用十分简练的语言对我说：
“现在革命群众说了算，这你一定非常清楚；我们民警能做的事，几乎是零。我能依照 宪法做的，我都做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如果……如果……（他紧张地朝影碑周围 看了看）你的老家拒收，让你母亲带着证明信再回来——千万要带着”证明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