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使她在漫长的改造岁月中吃了不少亏，这是后话。但在当时， 我还没有被定成右派，权衡利弊关系，她还是吞下了这口气。但她屡屡向我表示，要把侮辱 过她的人，记上一辈子！
我没有她的傲骨，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里，我只希望像一只被人遗忘了的土拨鼠那 样，在幽暗的洞穴里躲过这场雷暴。但幻想终究取代不了现实，文艺界的泰斗们首先被报刊 点名了：艾青、丁玲、冯雪峰、钟惦棐、江丰……接着，北国的神童作家刘绍棠以及南京 “探索者”成员方之、陆文夫、高晓声等被点名示众。虽然报纸上尚未直呼他们为右派分 子，但在批判文章中，无一例外地去掉了“同志”的称呼。按照50年代的阶级分析法，庞 杂纷乱的大千世界只有革命和反革命两大营垒，“同志”二字是革命者神圣的标志，取缔了 “同志”称呼，当然就意味着是敌对分子了——对此，我感到不寒而栗。
文坛皆知，我和刘绍棠是孙犁的得意门生，又是性格相异但亲密无间的文友，真是在劫 难逃了。一天，领导报社反右斗争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总编辑周游同志，约我去办公室谈 话。我以为给我背上黑十字架，打入另册的时候到了，因而心跳得如同击鼓，迟疑着不想去 推总编辑的房门。
门开了。他严肃地坐在一张棕色的大写字台后面，面色冷峻地对我说：“你最近怎么 样？”
这句话问得很笼统，但我知道他所要问的是什么，便回答说：“我正在考虑自己发表过 的东西，是不是有……”
“应该这么做。”他似乎在肯定我的想法，但是脸上并无赞许的表情，“尽量避免摔大 跤子！”
是暗示？还是打招呼？我不禁暗自盘算起来。周游原是延安鲁艺的学员，打得一手好桥 牌。他很爱才，我被从郊区青龙桥小学调到报社，据说就是因为他读了我发表在《文艺周 刊》上的一篇小说，而打通了市教育局的关卡，让我来当编辑、记者的。1956年我写长篇 小说《南河春晓》时，是他批准的创作假；该年年底，我请求去北大荒深入生活，也是他破 例地为我开的绿灯。当我请求当专业作家的报告递到他案头上时，他找我谈话说：“你年纪 太轻，经受的锻炼还太少；专业创作的要求我支持，但是行政关系还留在报社吧！”因此， 我成了惟一一个身在报社却以文学创作为业的编辑、记者。既是报社宠儿，又是同辈人妒嫉 的对象。我很敬重这位前辈，常常越级找他去聊天，那时他谈笑风生，完全是一个宽厚长 者。但此时他坐在写字台后面，却冷若冰霜。
“我一定好好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我说。
“对。完全对！”他再次表示赞许，但依然蹙锁双眉。
“还有事吗？周游同志！”
“现在我通知你一件事。”
我觉得上绞刑架的时刻到了，我等待命运的宣判。
“你暂时离开报社，到京郊农村参加‘社教工作’去吧！马上就走！”
我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此时反右斗争已开展得如火如荼，每个单位都 在揪右派，挖右派，而周游居然叫我到农村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属非常之举。回到家 来，我向妻子详述谈话内容，她说：
“这是有意保护你过关！”
“出于爱才？”
“可能吧！你是他调来的。”她分析着，“再说，咱们这个四口之家，已经有我这个戴 上右派帽子的人了，他们或许不忍心再给你戴上这顶铁帽子！”
“阿弥陀怫——”我暗自庆幸我身后有个保护神。
“但也未必能保护得了你。”她说，“他只是‘五人领导小组’中的五分之一，其余那 五分之四，还是个问号呢！”
不管怎么说，我在困境中看见了一线生机。第二天凌晨，我整理好行囊，乘公共汽车去 东郊高碑店乡“社教工作组”报到。我被分配和东城区妇联一个同志到农业社所属的各个生 产队去调查。我拼命地工作，与其说是为了积极表现，还不如说是以繁忙的工作压抑内心的 忐忑不安的情绪更为准确。我最怕黑夜的寂静，躺在床上总是久久不能入睡，就连水塘里的 阵阵蛙鸣，都能使我联想起批斗右派时的激昂口号声。还好，睡在同一顶屋檐下的同志，都 因白天的奔忙而匆匆入梦，并没发现我这个辗转反侧的失眠者。倒是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位妇 联同志，对我白天连打哈欠表示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