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熙： 你何日归京？ 五十年代第七个春天，将是文艺的璀璨季节。毛主席明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我们的文学艺术，或许能进入一个繁荣鼎盛的年代……
信，是文友刘绍棠写来的。记得，当北大荒的信使把这封信交到我手里时，我正在荒地 上和北京垦荒队的李淑香聊天。我迷恋北国，尤其喜欢那冰铺雪盖的寒冬，因而在1956年 秋和1957年初，两次奔赴银装素裹的千里荒原。第二次奔赴北大荒时，我的小儿子刚刚满 月，我亲了亲他毛茸茸的额头，就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到底是绍棠信中喜讯的“蛊惑”，刺激了我南返的意念？还是梦中小儿子的笑靥，勾起 了我的乡思？至今已无法梳理清晰。反正，在隆隆的车轮声中，我返回北京来了。离开荒地 时，木柈子和草辫子搭起的低矮房檐上，冰锥开始融化，但蓝瓦瓦的晴空上，还看不见天鹅 和鸿雁北归的影子。车老板（我已回忆不起他的姓名）摇着大皮鞭子，一辆四挂套的马车送 我到了边陲小镇凤翔。
归来不久，就在北京市委大厅听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录音讲话，那是一篇充满了 民主精神的讲话（与后来收到“选集”中的讲话文稿，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知识分子莫不 为之雀跃欢呼。回家后，我向妻子张沪（《北京日报》记者）转达讲话内容，她却给我泼了 一瓢冷水：
“你们搞文学的人最爱感情冲动。”
“讲话确实是划时代的嘛！”我辩解着。
“鸣和放似乎还不是目的。”她说。
“当然。目的是向科学进军，加速新中国的建设速度。”
“你还是不要那么狂热吧！”
她是理智型的人。我只当这是她的判断，因而并没在意。但是，她又郑重地提示我： “这是我爸爸叫我转告你的。”
这对我说来深感突然。岳丈张宗麟是1927年的老党员，在白色恐怖中丢了党的关系。 他是陶行知的得意门生之一，为了振兴幼儿教育事业，大学毕业后舍弃了有优厚待遇的工 作，主动去当了幼儿园的男“阿姨”。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创举。30年代中国第一 次编辑《鲁迅文集》时他任经理，他挚爱中华民族，并献身于中华民族。30年代，蓝衣社 的特务对他下达了追捕令，他逃亡革命圣地延安，重新入党，任北方大学文教学院院长。这 样一位老布尔什维克，难道对毛主席的讲话持有异议？
“爸爸经历过1942年的整风。”她说。
“1942年整风和1957年鸣放有什么关系？”
“爸爸没说清楚，反正你谨言慎行就是了。”她重复了刚才对我的告诫。
我很惶惑。当时我是个心中无邪的纯洁青年，像许多50年代的年轻人那样，把毛泽东 当成偶像崇敬。新中国刚刚成立后不久的一个国庆节，我戴着校徽，和同学们一起，凌晨3 点就到指定地点——南长街集合，等待通过天安门时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在那一瞬间到来的 时刻，我高呼着“万岁”、“万万岁”，激动得泪水横流，直到游行队伍已过了三座门（当 时尚未拆除），我还在深情地回首翘望。
在我印象中，岳丈张宗麟是一个十分有独特见解的人。比如：在我和张沪的结合上，他 就赢得了我的敬重。我是个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而她却是在1946年——16岁就参加了上 海地下党的共产党员。她爸爸奔赴延安，她妈妈在上海地下党工作，她弟弟从上海被送往新 四军，也参加了共产党。我是白丁，不，我是黑丁——因为我和她的出身在50年代不能同 日而语。但是张宗麟积极支持了我和她的结合，这对但是的世俗观念，是一束强烈逆光。在 1955年11月12日的结婚仪式上，他说：“小从诚实内向，是事业型的青年；阿沪重理性 思维，独立意识很浓重。希望你们结婚后互相帮助，有所作为。”老人通篇祝词没有套话， 没有说教，这使我对老人更为敬重。这云一位前辈长者，怎么会对我提出这般的告诫呢？！
一团难以解释的疑云，在我心中徘徊。
绍棠来我家喝酒，我向他袒露心声。他说，年龄和勇气成反比，宗麟同志由于年事已 高，或许是到了多虑的岁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