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那本本上的纸页已然发黄，但它却是我在那一段日子里的一张自画像。一方面， 我要求自己能坚强地活下去；另一方面，我面对困境也常常颓然自悲。建井这个活儿，越往 下挖越困难了，每每向地下深掘上几米，后面要跟上砌碹（即像城门洞那般，上顶要用石头 砌成圆拱形），以防止落顶塌方。而砌碹的料石，要一块块往下运，每块料石重百十斤不 说，沿着泥水汤浆的斜路向下搬运已非常困难；在砌圆拱形的碹顶时，就更要拿出吃奶的劲 儿来了。老煤黑子站在架板上当大工，我们这些小工要把一块块料石举过头，把沉甸档的石 头递到大工手里，他们再封上洞顶——当我们向上举石头的时候，真是要有一点儿“力拔山 兮气盖世”的劲头。得像举重运动员那般，丹田运一口气，才能把那块与自己体重差不多的 石头顶递给架板上的大工。如果第一次失败，第二次就甭想再把它举过头顶了。
这是来矿山以后，我经受的最为严酷的劳动考验。一个往昔摇笔杆的人，能有几十次、 几百次、几千次“力拔山兮”的磨砺，也可算是我生命中的一段不凡的往事了——我至今为 此而自豪。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体脑倒挂的负面价值，每天只知道自己是一头牛，有车要 拉，有地要种，有活要干——直到这口130多米深的斜井，与另一方面军开掘的平井对接， 并开始出现煤层，我所在的建井队，才变成了采煤队。当第一次用炸药炸出煤来的时候，我 不惜力地把一块大炭从井下扛到井上，并扛回到老屋中去，放到火盆中点着了（当时正是冬 天），因为有了这个炭火盆，小屋里顿时没了寒冷，变得温暖如春。
这个冬季，我们不再到农民开的小煤窑里去拉煤烧了，而是由我每天下工时，从几里之 外的斜井扛回一块优质大炭来做饭取暖。我们几户家住南坪村的男人，只要是在井下卖力气 的，无一例外地都烧自己挖出来的煤——我们不住在矿山，矿山允许我们搬炭口家。从这时 起，我的脸上便失去了原色，下工出井以后，除了牙齿还是白色之外，从头到脚一律变成了 黑人——张沪笑我，成了不折不扣的山西煤黑子了。
我怡然自得他说：“要是生在黑非洲就好了，那儿没有反右派运动。”
她不以为然：“在殖民地当个白人的奴才，那日子也是不好过的。”
“他们要挨批挨斗吗？”
“各有各的不幸，只是那苦涩味儿不同罢了。”
“那就是说，天底下哪儿都有不幸者了？”
“可以这么说。不然当初我参加地下党干什么！”
我有点儿不服气：“按照你的逻辑，中国封建主义，已然不存在了，那毛泽东现在成了 超人的神，这算是什么主义？”
她很少有被我问倒的时候——那是生活中少见的一次。很显然，我的问题，正是她非常 明白。但又无法回答的问题。还算是她的幸运，第二年的春天，她被宣布为：她是因过去劳 改单位的工作疏漏，没有及时摘掉右派帽子的人。至于是哪儿的疏漏——是茶淀？还是来山 西后的曲沃？抑或是晋普山的干部，为了给张沪解禁而找出的理由？这是只有那名叫武守先 的干部，才明白的事情。无论怎么说，在“文革”高潮中，武守先此举，不仅仅极为富有人 性，而且是勇敢者的行为。
张沪头上戴了十多年的“紧箍咒”，至此获得解脱（因为她也在写她的回忆录，这里对 她的经历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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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地下遇险与狐狸引路
我在矿山的劳改生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建井，二、采煤，三、身上背起一 个德国进口的瓦斯检查器，在整个的地下煤城监测杀人的瓦斯。在采煤的日子里，我曾遇到 过一次大的风险。那天我上夜班，大约在接近早上6点——我们快要交班的时候，按着生产 习惯要放一次炮，给接班的采煤组留下外运的煤。之所以如此，是为了提高工效，全组十多 个人，刚接班时有人用电钻打眼，有人用矿车向外运煤，以避免窝工。就在我们夜班点燃了 最后一茬炮在防炮洞里躲炮的时候，老煤黑子阎恒宝，突然用手遮起双耳，兔子般地在听什 么响动：
“不好，有水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