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后，下了几场阴绵的细雨，天气又冷又潮，人在没有供暖的房间里都要披件厚衣服。这期间，英·甘地被她的卫兵枪杀了。中曾根和里根分别如愿以偿连任了日本首相和美国总统。十四个沿海城市在香港同外商签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合同和意向书。中国女排彻底击溃了劲敌美国队和日本队。大白菜上市，又下市了。
我们团第一轮演出已告结束，团领导连日开会，研究新房舍的分配和小队承包事宜，团里放了羊。乐队的人通宵达旦地学习流行唱法，他们都有很好的音准，几个改弦更张的二胡演奏员大红大紫后，都豁然开朗了。我们舞队练完功就大学交际舞。几个老演员办了个交际舞辅导站，钱赚得“毋佬佬”。我懒得学舞，没事就披着大衣在楼里瞎转，要不就无聊地站在一旁看她们翩翩起跳。饿了就到附近一个商亭喝酸奶，喝饱了回宿舍闷头大睡，什么也不愿去想。
经过激烈的争论、哭泣，恳求、权衡盘算，各演出队的人员和分成比例终于确定下来。很多城市的邀请也纷至沓来。我们团倾巢出动，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巡回演出。
在上海霓虹灯林立的繁华商业街南京路，我碰到出海回来、上岸寻欢作乐的老纪他们。他们请我吃炸子鸡和掼奶油。说到石岜，大家不以为然。老纪说：“再耿耿于怀就没劲了。算了。”他劝我：“在有钱人里找个心眼好的完了。”
在昆明碧水青峰的滇池边，小杨也对我说，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突然去世都没能使生活停顿，更别说一个石岜。听说他正在边境一带走私毒品。公安厅正在通缉一个北方口音的瘸子。不定哪一天，他得死于火并或追捕中的枪战。
在重庆拥挤不堪的朝天门码头，我在石岜家见过的那个四川经理却说石岜正在深圳经营一个生意兴隆的饺子馆。有人看见他脑满肠肥地坐在店里喝茶，学了一口广东话。“长得可是一模一样。”
后来，演出队到了河南山东，就听不到有谁认识石岜并提起他。我们演出演糊涂了。一天两场甚至三场。一口气演了近百场。整天不能卸妆，皮肤都过了敏。晚上做梦也在跳，为误场着急，早晨醒来累得又立即睡了过去。候场时，整整齐齐排着队搭拉着眼皮假寐，灯一亮，个个堆出假笑昂着头上台，恍恍惚惚手舞足蹈一番，一转身，又立刻合上眼梦游。歌星的嗓子也唱“放炮”了，只得放录音带，人站在不接线的麦克风前做假动作或者干脆和我们伴舞的演员开玩笑，把《草帽歌》唱成“妈妈，百货大楼有开司米。”
最后几场，人都木了，事故频频。跳《夕颜》时，我光着脚丫上了场。人家都是雪白的袜子，我黄黄的一个，村气射人。老师站在幕条旁都快气死了。下场时一哄而下，再亮灯时，不知谁的扇子醒目地丢在台中央，惹得观众黑鸦鸦站起一片，嗡嗡议论，大感兴趣地琢磨这个“机关”。
经过筋疲力尽的巡回演出，元旦前夕，我们青面獠牙地回到北京。我们在外地时，北京下了几场雪，至今路边墙角仍有残痕。树木大都叶子脱尽，光秃秃的。阳光很和煦，裹着鸭绒衣在街上行走的小伙子和姑娘，脸上都红扑扑的。市内公园的水面和湖泊都结了冰，可以看到戴着五颜六色毛线帽的年轻人在封冻的湖面上自由自在地滑冰，冰刀溅起的冰沫在阳光下点点闪烁。
我走在街上，有时会停下来，看看街角贴的“刘云峰”署名的布告。我在一家百货公司买了双高筒靴子，给了十张奖券。摇奖时中了头彩，一台双开门电冰箱。我一个人生活也用不着，转手卖给了别人。手里有了一些钱。小青姐劝我买些金银首饰保值。我喜欢珍珠，就买了串九折的珍珠项链。她们说我买亏了，市面上的珍珠都是养珠，我很懊恼。
元旦到了，文化部在一家大饭店招待在历年全国和世界性比赛中获奖的艺术界演员。我接到请柬，想起当年获奖时少年得志的情景，恍若隔世。其实并无龙门，人只不过给自己制造幻境，一时一地称雄，自以为与众不同。我到饭店很早，招待会还没开始，便在底层售品部逛。看到一件漂亮的男皮大衣，不忍离去。问售货员，价钱也公道，掏钱时才想起买来无人可送，怏怏走开。
在咖啡座喝茶时，遇到当年舞伴。他正和他们团的几个人在一起，看见我，大喊着我的名字跑过来，咖啡座里的外国人纷纷看我们。我们握了手，互道阔别后的情况。他刚从南方回来。人家请他去搞舞蹈，他满怀雄心去了，根本不是搞艺术。第一期合同一满，他就跑回来了。我们的几个同学，甚至几个老师还在那里。
他们铁了心，什么艺术不艺术，“大团结”第一。最高级的是在大酒店里给歌星伴舞，收入倒是十分可观。他跟我唾沫星子四溅地说了一通。他们团的人叫他，说招待会开始了。“有空再聊。”他连窜带蹦地跑了。我也结了帐要走，旁边座上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问我：“你叫于晶？”
“嗯。”
我看看这个人，不认识也没见过。虽然她一口京腔，可看服饰发型和气质又不像在国内生活的人。也不知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如果没错的话，”那女人笑着说，“你是石岜的女朋友。”
我心猛一动，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