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天，我整日泡在浴场游玩。在风景如画的疗养区从黄昏徜徉到半夜，临海揽胜，望着璀璨灿烂的星空想入非非。海边那些咖啡厅入夜都举办喧闹的舞会。山上的露天剧场、体育场也夜夜有“消夏音乐会”，音乐声、歌声飘荡在粼粼海面。隔海可以看到商业区明如白昼的夜市里熙攘晃动的人影。有时我也去一间格式像客船舱的咖啡厅舞场坐坐，我和那些水手装束的女招待混熟了，她们知道我不会跳舞，只是进去坐坐，便不收我的费。小城市有些地方比京城要自由些，没那么森严的等级。这个舞场是给中国人开的，附近宾馆里闲得无聊的外国人也常来光顾，很随便地和中国人结对跳舞，喝酒聊天，使我觉得有趣的是，多数外国人的舞（包括迪斯科）跳的并不如我们同胞潇洒和花样翻新，我很为我们的姑娘自豪。好像谁说过，她们到欧洲访问，在迪斯科舞场扭秧歌，走花鼓灯，甚至拉上大圈跑旱船，使在场的外国青年大为倾倒，竞相摹仿——于晶说的，我脑子里闪了一下，接着，完全被回忆充满了；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若不是大使馆及时制止，那儿的共青团差点把她们拉到自然岛的裸体浴场；在另一个国家，每天日程结束，总安排两个很亲切很有经验的男人和她们一一吻别。我微笑地幸福地回忆。
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我很忧郁。“你现在还没女朋友吗？”姐姐问我。
“没有。”
“我们医院有一个女孩子很好，就是上次我托她给你带东西的那个，也是北京的。”
“服了，我可不想要你们院那些嫁不出去的女党员。”
“谁嫁不出去，抢还抢不着呢。”姐姐愤愤然，因为她也是党员，“你还挺狂，人家还不一定看上你呢。”
“你管他呢，”姐夫说姐姐，“他还能找不着女朋友，现在个体户很吃香。”
“鱼找鱼，虾找虾，他能找着什么好人？怎么样？”姐姐又问。
“别烦了。”我说。
“好吧，我看着你。”姐姐说，“看你打一辈子光棍儿。”姐姐看我沉着的样子可疑，不禁问：“你是不是已经有了，瞒着不告诉我？”
“没有没有。”我笑。
“有，他能一个人跑出来玩吗？”姐夫看着我说。
“是不是有了？”姐姐不信，打量着我一再问。
“有了。”为了干脆点，我信口说。
“干什么的？长得好吗？怎么认识的？”我失了策，招来姐姐的排子枪。
“跳舞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连我自己也觉得煞有介事，“就那么认识的。”
“干吗找个跳舞的，”姐姐挺不以为然，“找个搞文艺的。”
“怎么啦，你瞧不起？”
“那倒不是，就是将来你们节假日休息不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