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舆薪之不见”的癖好，当然也反对先以偏为务、再以偏概全的专家孔见。
现代处理古书的标准，不该以古董式的版本为尚，也不该以鉴赏，校勘的用度为足，而
该以配合新知的研究，定其去取。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宋本《资治通鉴》，当然没有胡三省的
音注，在鉴赏和校勘上，虽然有它的价值，可是在普及和实用上，就远不如它的重排本《资
治通鉴》；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本无疏单注《五经》，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及艺
文印书馆的阮刻《十三经注疏》；同样的，《仁寿本二十五史》中的南宋印北宋监本《史
记》，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如黄善夫本或殿本或泷川会注本，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版本
的考究，并不就是弘扬了古书〔注一〕。
出土带来了新收获
除了现有的古书以外，从汲冢到敦煌，历代也们有古书的出土，值得我们特别重视。近
十年来，古书的出土，更达到“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地步；新出土的古书，带给我们前所
未有的新发现，使我们在处理古书上，有了古人所没有的收获。例如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
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纪允
前一三四年）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
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一椎，秦二世在位三年
，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囚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
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