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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纪念”一个人,你必须就这个人成熟时期、健康时期、神志清明时期的长时期均衡表

现为准则,换句话说,你必须就这个人生命中最光彩的登峰造极来论定,一个人一生的变化

,往往是很多的,不把握住这一登峰造极,反倒乱加“纪念”,那样就是扭曲。以闻一多为

例,闻一多一生中最登峰造极的,是他抛弃了旧式文人的习性,转而从事对抗国民党暴政的

战斗,以致被国民党暗杀,殉道而死。但他的“朋友”梁实秋写《谈闻一多》(一九六七年

一月一日《传记文学社》出版),却酸酸地写了这些话:

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

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折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

学者之外,又成了当时一般时髦人士所谓的“斗士”。抗战军兴之后,一多一直在昆明,我

一直在四川,不但未能有一次晤面,即往返书信也只有一次,那是他写信给我要我为他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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