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姊在纸上送死后，结论说：
我用大量篇幅描述三位祖辈过世，是因为那个年代，那种荒唐事，真的绝迹了。事实
上，我也只写下梗概而已。三位老人死后都葬在盛产水蜜桃的东北义园，而且都是邻居，解
放后曾通知我们迁坟，往哪里迁？谁有钱去迁？死人也同样不知去向了。
二姊清楚回忆的养生送死，也就是我依稀记得的养生送死，清楚与依稀之间，我和她同
此记忆，她的行文，就是我的落笔。我们内务部街的家，自此也就发生了大变化：
随着外祖母去世，家里就好像树倒猢狲散般地逐渐散开了。倒不是因为外祖母的死起那
么大作用，而是受局势变化的影响。开始爸爸妈妈带着大姊和敖弟以下的弟妹们搬到西城麻
状元胡同……时间并不太久，形势又急转直下，国民党节节撤迟到了南京，全家决定迁居上
海。爸爸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有长江一江之隔，退到上海也就“保险”了。……
那年大姊刚刚考进辅仁大学医预系，考大学在当年很不容易，大姊又是个既能自立又有
主见的人，她不愿放弃学业去上海。我正读高中三年级，爸爸妈妈替我权衡轻重，认为我应
当跟着大姊留在北京，等高中毕业后再会上海不迟。但作为我本人根本不想留在北京，更具
体说我很依恋妈妈。虽然也知道决定的事我无能力更改，但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向妈妈提了
我想走的愿望。妈妈非常不满意我，她说：“你一定要走也随便你，到上海高中毕不了业我
可不管！”明显妈妈不同意。我哭红了眼睛口到学校，碰到教物理的孙念台先生，他注意到
一向嘻嘻哈哈的我心事重重，就关心地问明情况。孙先生笑笑说：“这有什么可伤心的，到
哪里不一样听炮声啊？”
我就这样被留在北京。
留在北京、留在大陆，这一留，就是四十四年！一九四九年四月，自三姊以下，我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