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理他。他找不到香油瓶，我也不告诉他，听任他把花生油倒进汤里。
我不吃。看他一个人吃。我等着他来劝我，他不劝，一个人吃得饱饱。
“现在，我到周东家去。”他站在门口，懒洋洋地说。
我想外战正紧，不可再进内讧，对他说：“我已经去过了，软硬兼施，那孩子什么也没
有讲，像刘胡兰在敌人的铡刀前一样坚强。他的母亲还护犊子。”
“那孩子什么都会说的。”丈夫胸有成竹。
“你怎么知道？”我大为惊诧。那孩子策划周密，手段凶狠，绝非一般少年。
“因为我是男子汉！这种事，妇道人家出面是没有用的！再能干的妈妈也是妈妈，而我
是爸爸！”
丈大摔门而去。也也睡了。我焦急地等待，不知道将有怎样一个结果。突然想起那孩子
伫望路边的等待，不知与我孰轻孰重？
丈夫回来了。脸色平如秋水。我突然怯怯，不敢问他。
他安闲地掏出一截纸条，丢在桌上，仿佛往锅里放一馄饨皮。
“喏，这是那两个打人凶手的名字和学校，上面的那个就是那疤脸。”丈夫冷静地说。
“你怎么得到的？”要不是怕惊醒也也，我会大叫起来。
“自然是周东说的，不然我从哪里知道？字条也是周东写的，我叫他写规矩点，可他依
旧写得不好。他的字不行，不如也也。”
这个时候还有工夫评论字！我盯着看字条，像地下党的机要员在敌人破门而入时背诵文
件一样。现在，这两个名字已经像钢印一样刻在我脑海里。
“你到底是怎样让他就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