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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③《全集》,卷六十三,奏议六十三。
  ④《全集》,卷六十五,奏议六十五。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①《盛宣怀档案》,钟天纬致盛宣怀函。
  ②徐珂:《清稗类钞》,第17册,第12页。

 
第四章“练兵一事,鄙人身心性命之学”——张之洞的军事谋略
  张之洞本一文臣,但他死后,清廷溢以“文襄”。据《钦定大清会典》称:“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咸丰三年(1853年),上谕更明令大臣武功未成者不得谥“襄”。晚清重臣中,以“文襄”谥者仅左宗棠、张之洞二人。①左氏戎马一生,以“文襄”谥,顺理成章。而之洞以一文臣而获此谥,有人曾表疑问。其实,张之洞一生,于国防军事颇多建树,在改革军制、抵御外侮、修整军备、提高军队战斗力等诸多方面实绩彰著,故以“文襄”谥,虽不足全面概括张氏,却也言之有据。
  张之洞自道:“弟儒家者流,岂知兵者,特以外任十余年来,防海防江,迫于职守,不能不从多年老兵,他邦客将询防考求”①。可见他是在出任封疆大吏,而又面对外侮日迫的情势下步入研讨军事之途的。如果说在抚晋之前,他于军事尚处外行隔膜之状,那么在督粤参与对法作战之后,他为疆臣职责所迫,极力讲求军事,逐渐登堂入室。他于督粤任内的一份电报中说:“惟疆臣之职,一在用兵力以相慑制,一在结民心以固藩篱,一在考地理以资折辩”②,表明他于军事方面的初步认识。在此以后,张之洞“即以军旅之事,无一仰给于人为志”③,督鄂十七年,编练新军,自制枪炮,建成当时国内一流水准的近代陆军部队,成为全国编练新式军队的楷模。
  张之洞晚年曾自白:“练兵一事,鄙人身心性命之学”④。从“岂知兵者”到潜心“身心性命之学”,张之洞由军事外行逐渐成为“知兵”大员,其军事思想相当丰富,留给后人一份可资借鉴的遗产。
  ①清初及清中叶谥“文襄”者,如洪承畴(1593—1665)、舒赫德(1710—1777)、福康安(?—1796)、明亮(1736—1822)、长龄(1758—1838)均有武功,文臣谥“文襄”的则有靳辅(1633—1692)、于敏中(1714—1779)。
  ①《全集》,卷二百十九,书札六,致袁慰庭。
  ②《全集》,卷一百二十八,电牍七,致东兴邓钦差等。
  ③《张文襄公治鄂记》第25页。
  ④《全集》,卷一百八十八,电牍六十七,电梁盐道。又见《张文襄公治鄂记》第65页。

 
第一节“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
  张之洞生于国势衰微日甚,列强侵略日迫的多事之秋。他的军事战略思想,始终立足于守备御侮。他说:“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也。”“人未有无气而能生者,国未有无兵而能存者。”①面临列强咄咄逼人的政治干涉、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张之洞认定,中华民族要想自存,非“力”不行,“力者,兵之谓也”。在近代国际强权政治格局之中,一味乞求和平,是决无出路的,惟有加强自身国防实力,方可收保国、保教、保种之实功。张之洞指出,作为弱国的中国高倡“弭兵”(即裁军)之议,是自欺之谈。他严厉批评“今世智计之士,睹时事之日棘,慨战守之无具,于是创议人西国弭兵会,以冀保东方太平之局,此尤无聊而召侮者也。”②严酷的现实是,“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所以结论只能是:“苟欲弭兵,莫如练兵。海有战舰五十艘,陆有精兵三十万,兵日雄,船日多,炮台日固,军械日富。铁路日通,则各国相视而不肯先动。”③张之洞认为,不仅在整体国防建设的方略上,必须立足于自强自卫,而且在具体对外交涉过程中,也必须有武力为后盾。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两国于广西前线进行外交接触,法方不同意广西巡抚参与谈判,“忌其有兵也”。张之洞针锋相对,力主“制敌正当投其所忌”.下令冯子材、唐景崧等部以临战状态相威慑,但却为朝廷所阻。他致电李鸿章,陈说此举的必要性。面对强权讹诈,“岂婉商力辩所能济事,彼拥兵而禁我带队,尤不可解”④。只有以力抗力,才能取得谈判桌前的平等地位。这便是他一贯主张的:“必实有战心,实有战具,而后可以为讲之地也。”⑤出于守备御侮的考虑,张之洞不仅重视近代正规军事力量的建设,而且也注意利用民间武力。中法战争期间,他组织五千余人的民团,雇沙船、渔拖多艘,加强广州守备力量,又劝令侨商捐资购造兵船。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建议饬办东南沿海渔团,以张謇、沈云沛主其事。令其于近海港岸多挖长壕,广筑堤墙及土炮台,并暗埋水旱雷。“其紧要处所,简练团丁,分段设守,海口之可通出入者,则令渔船轮流出洋侦探”。此举大获成效,“溯自威海失陷,江南沿海各邑,风鹤频惊。勇营扼要驻防,每虑顾此失彼,幸有民渔盐场各团练,同仇偕作,踊跃从公,款则官劝民捐,事则官督民办,虽未交绥接仗而沿海数百万之居民得以安堵,不至惊窜流漓,实赖团练维持保障之力。”①作为清廷的方面大员,张之洞在“攘外”的同时,也常常动用武装力量以“安内”。如派兵缉拿各“教案”的“祸首”.镇压土匪、马贼、会匪、游勇,严厉处置,“就地正法”②。但在他一生当中,于军事谋略及行动方面,始终是以“攘外”御侮为关注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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