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师旌德吕文节教不佞日，欲用注疏工夫，先看《毛诗》，次及《三礼》，再及他经，其说至精，请申其义。盖《诗》、《礼》两端最切人事，义理较他经为显，训诂较他经为详，其中言名物学者能达与否较然易见，且四经皆是郑君元注，完全无阙。《诗》则毛传粹然为西汉经师遗文，更不易得。欲通古训，尤在于兹。（古人训诂乍读似觉不情，非于此冰释理顺，解经终是膈膜）。
张之洞秉承古文学派于五经中推重《诗》、《礼》的一贯传统。他认为治经次第，当以《诗》、《礼》为先。“《诗》、《礼》兼明，他经方可著手”。因此，”治《诗》、《礼》可不兼三经，治三经必涉《诗》、《礼》”②。对于今文经学推崇备至的《春秋公羊传》，张之洞持鲜明的否定态度。他认为“《春秋》乃圣人治世大权，微文隐义，本非同家人言语。”“学者于《春秋》，若谓事事能得圣心，谈何容易。”③对于西汉今文经学的开山董仲舒，之洞批评其“洽《公羊》多墨守后师之说，几陷大愚之诛。”④又说”公羊家师说虽多，未流颇涉傅会，何（何休——引注）注又复奥朴。”⑤对于今文经学之未流谶纬说，之洞更予以猛烈抨击：
汉兴之初，曲学阿世以冀立学，哀、平之际。造谶益纬以媚巨奸，于是非常可怪之论益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称王”之类。此非七十子之说，乃秦汉经之说也，而说《公羊春秋》者为尤甚。……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⑥张之洞依据古文经学《春秋左氏传》，驳斥《春秋公羊传》“大义悖谬”，“文义乖舛”。其《驳公羊大义悖谬者十四事）①曰：
一、隐元年春王正月，左于传文加周，文义自明（犹言王制之正月，周正之正月），而尊王之义大著。公羊以王为文王，乃用纬书文王改元受命之说，遂为后世俗逆悖乱之祸首。
一、公羊以卖君之祭仲为知权合道（左记祭仲事皆有讥鄙之辞，但记时人之语以智免而已）。
一、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公羊谓辄可拒父（左不取卫辄及孔俚）。
一、公羊贤鸟兽行之齐襄，坿会以为复九世之雠（左不取齐襄）。
一、朱、黑肱以滥来奔，左斥为叛，斥为贱。公羊奖妻嫂之权术以为贤者，奖叛国之黑肱，以为宜有地。
一、昭五年舍中军，鲁遂亡矣。左以为卑公室（又极言叔孙婼不欲毁，乃深恶之也），公羊以为复古。
一、昭公攻季氏，被逐，公羊记其事曰，昭公将弑季氏，又曰吾欲弑之，终弑之，怪悖可骇。齐侯唁公于野井，公羊述其应对之辞，未缀孔子日，其礼与其辞足以观矣。国君奔亡，孔子痛愤之不暇，而赏其仪节辞令乎！不惟无君，抑且诬圣（左深恶，意如闵昭公之失国而讥昭公之习仪）。
一，公羊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襄三十年，葬蔡景公，公羊说之曰，君子辞也。何休解日，恕蔡般。公羊惨激至矣，何独曲恕一弑君弑父之蔡般乎（左元传）。
一、逢丑父免君于难，左褒之，公羊非之，董仲舒又力衍其说。
一、宋襄公泓之战，愚妄沽名，丧师伤身，左极讥之，公羊以为文王之战，不是过。
一、晋人围郊（昭二十三年）乃会王师讨王子朝，公羊乃以晋为伐天子（子朝居王城在西，王居成周在东，郊在西，为子朝所得，故晋攻之。公羊不考事实，不明地理）。
成周宣榭火，左日人火之也。公羊所见经学作灾说之，日新周也。邪逆之徒遂傅会为春秋当新王之说（孔巽轩、陈东塾虽力为公羊解免，然周公时已有成周之名，何得为新。实公羊好怪妄说作诵也）。
一、吴顿胡沈蔡陈许雞父之战（昭二十三年）。公羊谓不使吴主中国，亦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狂怪骇人，是为今日逆乱之徒所祖。
一、澶渊之会（襄三十年）为宋灾，故公羊谓卿而书人，贬卿不得忧诸侯。不思春秋卿大夫交会，忧诸侯之事甚多，未尝皆贬，胡乃于救灾贬之（左谓谋归宋财，既而无归，卿不书信也。公羊谓财愎矣）。
其《驳公羊文义最乖舛者十三事》①曰：
一、误以隐公之母君卒为周尹氏，遂误以桓公之母夫人子氏薨为隐母声子，以致仲子之薨不见于经。一突有考仲子之宫之事，二隐母称夫人，自与桓以母贵之说矛盾。
一、高偃纳北燕伯于阳，公羊臆改为公子阳生（公羊本经昭三年有北燕伯款奔齐一条，不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