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许编《年谱》卷九。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论语·雍也》。
③《二程遗书》卷七。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之十六。
⑤《全集》，卷二百二十，书札七，致张野秋。
①《清史稿》卷一三一，第3904页。
②《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九。
③④⑤《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之九，之十二，之二十六。
⑥《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七，第12382页。
①《全集》，卷二二九，家书，致侄子密。
第二章 恶公羊，兼汉宋，通经致用——张之洞的学术宗旨
起自先秦，“伦理一政治型”的中国文化便有“学治一体”的传统，将治学与从政看做由内而外的统一体。清代康熙皇帝甚得此中奥妙，他一语破的，打通道统与治统：”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道统在是，治统也在是也。”①早于张之洞半个世纪的清儒龚自珍也有类似论述：“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②。道、学、治三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贯通关系是一回事，而从政、治学、求道者自觉地将三者统一起来，并在这几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则是颇不容易的另一回事。有清一代二百六十余年，真正集文治武功与文章学术于一身者，屈指可数。于晚清，更仅曾国藩、张之洞两人而已。
张之洞四岁发蒙，所师从者，皆一时硕学鸿儒。之洞本人于学业又十分勤勉，“非获解不辍，篝灯思索，每至夜分”①，八岁即读毕四书五经，十岁开始习作诗文。青少年时代神游学海，发愤攻读的经历，不仅铺垫了他厚实的学问根抵，而且陶冶了他文儒旷雅的性情。之洞晚年曾语亲故曰：“吾生性疏旷雅，不称为外吏，自愿常为京朝官，读书著述以终其身。”②但是，以出抚山西肇始，之洞却走上封疆大吏、朝廷首辅的人生之旅，颇悖于其书生意气。不过，终其一生，之洞于文章学术时时萦怀，未有一日懈怠。在晚清学术史上，张之洞以其宗旨宏达、思理淹通、学派性鲜明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①康熙：《四书讲义序》。
②《龚自珍全集·治学》。
①胡编《年谱》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