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送冯竹儒。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
③《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座主萧山朱尚书六十寿辰》。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东海行》⑤《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汉上秦台》。
⑥许编《年谱》卷一。
⑦《世载堂杂忆》第82页。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增祥跋语。
②张秉铎：《张之洞评传》，台湾中华书局印行，1972年版，第239页。
③《杜工部词》。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七，诗集四，《白日—首示樊山》。
⑤《全集》，卷二百二十七，诗集四，《情春》。
①许编《年谱》卷九。
②《全集》，卷一百二十二，电牍一，致琼州朱道。
③《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王廉生。
第三节“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
据辜鸿铭回忆，他于张之洞幕府中——
一日晤幕僚汪某，谓余日：“君言皆从是非上著论，故不能耸听。襄帅为人是知利害不知是非，君欲动听，必从利害上讲，始能入。”后有人将此语传文襄耳，文襄大怒，立召余入，谓余曰“是何人言余知利害不知是非？如谓余知利害，试问余今日有诺大家事否？所谓利者安在？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①明于公私之分，公而忘私，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极被推崇的美德之一。历代先贤于此既有嘉言传世，更以懿行感人。先秦哲人韩非子论道：“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②宋代名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③的千古名句，将政治家公而忘私的品质升华到崇高的境界。而包拯、海瑞更以其刚直不阿、清正廉洁的政绩，赢得黎民百姓的“青天”赞誉。当然，先哲、贤臣们所谓”公心”、“公义”，非指全民利益，而是指君国的整体利益，张之洞的“公利”说也属这一范畴。
综观张之洞一生，确如他自己所言，“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在明于公私之分，公而忘私方面，严以律己，终生不渝。这在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的晚清政坛中，尤显其难能可贵。之洞为表白心迹，曾以“广雅”为其于两广所设书院、书局命名。幕客梁鼎芬为此释曰：“广者，大也；雅者，正也。大而能正，公元愧焉。”④前文论到，之洞一贯主张“任人者治”，”凡百政事，皆须得人”。他任用属员的首要标准，是人品、气节。这也是辜鸿铭以他为“儒臣”而与曾国藩、李鸿章等“大臣”相区别的根据之一：“文忠（指李鸿章——引注）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①之洞笃信“修己以安人”②，“其身正，不令而行”③的先儒教诲，认定“恤民必先恤官，治官必先治己”④，“官无瑕疵，四民自然畏服，不必专心致志惟务箝民之口，须当惠法兼施，尽父母斯民之道。”⑤他号召士子们，“廉正无欲，必有政绩可观”⑥，以清正廉洁之风，为下属作出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