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第55页，中华书局1960年12月版。
②③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杨锐传》。
①《抱冰堂弟子记》，以张之洞弟子名义撰，实为张氏自述。
●思想篇——开新兴卫道二重变奏 第一章 儒臣能吏——张之洞的政治风格
张之洞素以“懦臣”著称。有人曾问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辜回答道：
“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以此。”①张之洞本人，也向以“儒臣”自居。他对此多有解说：“所谓儒者，宗法圣贤，博通古今，以之为吏，谁曰不宜？”①“弟儒家者流”②，“余性鲁钝，不足以窥圣人之大道，学术惟舆（与）儒近。儒之为道也，平实而绌于势，恳至而后于机，用中而无独至，条理明而不省事，志远而不为身谋，博爱而不伤，守正而无权，……余当官为政，一以儒术施之。”③之洞不仅以儒道为自己行事宗旨，而且希望儿孙辈也以此安身立命。他以二十字叙子孙辈行，曰：“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④如果说依循儒家重教化、兴仁政、尚中庸之传统是张之洞政治风格的突出一面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张之洞又是中国官僚政治养育出来的“经世致用”的”能吏”，他于晚清国势衰微、官风疲沓、各种政治力量盘根错节的波谲云诡之中，由学政而巡抚，由巡抚而总督，最后人参军机，位极人臣，不仅官运亨达，耀人眼目，而且确实成就了一番事业，成为后期洋务运动的挂帅人物，给一片暗淡的晚清政局，增添了些许亮色。正因为如此，不仅慈禧太后屡屡对他格外青睐，而且日本明治维新的枢要人物伊藤博文来华，也于总理衙门内声言：“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⑤集“儒臣”与“能吏”于一身，是张之洞政治风格的显著特征。
《全集》，卷二百十二，古文一，《殿试对策》。
②《全集》，卷二百十九，书札六，致袁慰亭。
③《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傅鲁堂诗集序。
④许编《年谱》卷一。
⑤许编《年谱》卷七。
第一节“任人者治，任法者乱”
“儒臣”的精要处，在于奉儒教为施政圭臬。张之洞便是儒家“仁政一人治”学说的力行者。
懦家政治学说以“仁政”为标帜。“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①所谓“仁政”，不过是统治者出于完善自身德性而施之于民众的一种蕴含仁爱的开明政治，反转过来，它又可以巩固统治者自身的地位，“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②孟子更将仁政的君王本位内涵阐述尽致，他把王者的“施”与“不施”作为“仁政”成立与否的关键：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褥；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守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③所以，以懦学为理论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又可以“人治”二字加以概括。明君贤相秉政则神州安宁，海晏河清；昏君佞臣当道则天下离乱，民不聊生。从“人治”着眼，儒家政治学说认为治国安邦的首务不在法家所主张的“宣法明制”.而在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①。如果统治者能做到这一点，“其身正，不令而行”，否则，“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②。
先秦时期，儒家的“人治”学说与法家的“法治”学说曾进行过热烈的论战。儒学重要传人荀子并不否认法的作用，但他以为法的实际效果完全取决于立法、执法者品行、才识之忧劣，故而“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③秦统一中国，秦始皇严刑峻法，将法家学说阴惨刻毒的一面发展到极端，结果二世而亡。汉初经过短暂的“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之后，从武帝开始，儒学独尊地位渐次形成。从此儒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干，而“人治”政治思想，也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安邦的圭臬。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对于治国之才的道德、学识要求，选拔途径、标准以及“人治”与“法治”的关系，多有精辟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