⑥严复认为此文作者为张之洞本人。他在致其堂弟的信中说：“前者《时务报》有《辟韩》一篇，闻张广雅尚书见之大怒。其后自作驳论一篇，令屠墨君（仁守）出名也”（原件藏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参照张之洞自撰《抱冰堂弟子记》而托弟子之名的作法，严的推测亦有可能。
①《张文襄公电稿》卷二九。
②《汪穰卿先生传记》卷二，第17页。
③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①《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
②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一，《政变月记》。
③《张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公之学术》。
④《张文襄公大事记·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
⑤《戊戌日记》。
①许编《年谱》卷七。
②《戊戌变法》（一）第334页。
③军机四卿中，杨锐是张之洞“第一亲厚之弟子”（《戊戌变法》（四），第64页），刘光第“亦张之洞托陈宝箴荐之者也”（《戊戌变法》（一）第424页）。杨、刘入军机，无异于之洞本人间接操纵新政。林旭则为洋务派要员沈宝桢的孙婿。真正的维新党人，仅谭嗣同一人。这种构成，既证明百日维新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合作的产物，更证明张之洞对于维新运动的重大影响。
①有人认为《劝学篇》为黄绍箕起草，也有人说是杨锐起草，由张之洞删定。但据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六记载：“日撰一首，率以镫下为之，黎明而就，次日复改，易稿至于六七。书成镂版，风行海内。五月，袁忠节重刻于芜湖，公续有改正，此为定本。”无论何说为证，《劝学篇》集中、完整地体现了张之洞的政治观、文化观则无疑义。
①《劝学篇·内篇·明纲第三》。
第二节 主谋“东南互保”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后，活动于山东、直隶（今河北）等地的义和拳、梅花拳、大刀会等下层民众秘密结社逐渐统一为义和团，在北方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以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为主体的义和团勇士的直接打击目标，首先指向遍及京津冀鲁的“洋教”组织及其设施。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遍布华北大地的天主教、基督教会组织，作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文化尖兵，其政治色彩自不待言。但是，对于义和团下层民众来说，直接感受到威胁和愤恨的，首先在于教士、教民依仗特权为非作歹的种种劣迹，在于他们传播西方宗教教义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格格不入。在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驱动之下，义和团怒不可遏地斩尽杀绝“洋毛子”，不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八国联军的枪弹炮弹，英勇悲壮，可歌可泣，但是，义和团运动又带有强烈的盲目、愚昧色彩。“掀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总而言之，凡关涉洋字之物，皆所深忌也”①。在沉重打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同时，不分青红皂白地连同一切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事物统统加以扫荡，以期维持数千年一贯制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及其意识形态，而这正好符合封建顽固派”闭关而治，复我太平”②的愿望。慈禧集团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应允、利用义和团运动，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禧集团利用义和团，还有更深刻的政治用意。
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虽被囚禁于瀛台，失去全部权力和人生自由，但帝、后两党的矛盾仍未了结。一旦慈禧死去。必然政归光绪，这是后党最担忧的。因此慈禧及其后党紧锣密鼓，打算废黜光绪帝，另立端郡王之子溥为“大阿哥”（皇位继承人）。此事在朝野上下引起轩然大波。列强出于各自的在华利益，早已介入帝、后两党的宫廷争权，此时更直接干预废立之事。沙俄支持后党，当然支持废黜光绪，而英、美、日等国则支持帝党，与沙俄争夺在华利益，因而坚决反对另立皇储。慈禧集团对此十分恼怒，便居心叵测地利用义和团民众的民族义愤和爱国激情，“扶清灭洋”，发泄对列强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