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抚晋兴革
出任山西巡抚是本书传主二十余年封疆大员生涯的开端，也是他从清流健将向洋务官僚转化的阶段。
山西地近北陲，形势闭锁，素称贫瘠。清政府被迫开关通商以后，大批佯货涌入中国市场。受此冲击，历史悠久的山西手工纺织业，土铁冶炼业和土窑煤炭业，日渐萎缩。光绪三年（1877年）至四年（1878年），山西全境大旱，赤地千里，“草根树皮剥掘殆尽，愚民易子而食”。加之吏治腐败，贿赂公行，甚至将赈灾银粮化为肥己之膏。民生凋弊，达于极点。此时出抚山西，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四十四岁的张之洞膺一省重任，自然汲汲一展经世济民宏图。光绪七年（1881年）十二月初八，之洞陛辞请训。慈禧懿旨：“时事艰难，如有所见，随时陈奏，并留心访求人才”。①之洞等不及在京师渡岁，便告别诸友，于十二月十一日出京，经保定，过娘子关入山西境，二十二日抵太原，二十四日接篆视事。
赴晋途中，之洞一路体察政情民俗，但见“民生重困，吏事积疲，贫弱交乘”①，“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气象，有如鬼国。”②这非但没有沮丧他的意气，反而焕发他激浊扬清、革弊兴利的决心。一俟安顿就绪，之洞拟《到山西任谢恩折》表白自己的励精图治之意：
当以课吏安民之道，先为深根固底之图，垦荒积谷以厚生，节用练兵以讲武，至于盐铁理财之政，边屯固圉之谋，苟为势所便而时所宜，岂敢辞其劳而避其怨，惟有虔禀懿训，奉宣皇仁，期无负公正之特褒，一扫因循之锢习。身为疆吏，固犹是瞻念九重之心；职限方隅，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庶殚弩钝，少答鸿慈。③之洞新官上任，火头正旺，而晋省吏治疲沓，积重难返。接篆不久，之洞便发觉诸事掣时，“事事皆牵连相因，欲整顿一事，不能不百废具举，劳顿殊甚”，”鄙人于地方事体略加询访考求，并非有所兴作，然已变色骇怪，一若巡抚之职惟当缄口尸居，一切不当知不当闻不当问者。积习如此，岂一朝一夕之故哉。”③更可恶的是，北京城内一班之洞的宿怨，指指戳戳，流言蜚语，说“经营八表”乃欺主擅权，狂悖已极。面对种种阻碍责难，之洞毫不退避。“鄙人种种行径自知大为贵人所不善”，但“知则知矣，管则不管也！”①他对于自己治晋有成，充满信心。“以今观之，晋事大有可为，薄劣亦粗能了，但能得朝廷垂鉴，求无不允，则今日之晋虽不能为强国，足可以为治国，断不至如从前之颓墙倒壁，乌烟瘴气也。”②抵任半年，张之洞上《整饬治理折》，制订治晋方略，在于“抉去病根”，“培养元气”，“表里兼治”。他提出六个方面的“晋省要务二十事”：一、务本以养民：责垦荒、清善后、省差徭、除累粮、储仓谷、禁莺粟；二、养廉以课吏：减公费、裁摊捐；三、去蠹以理财：结交代、核库款、杜吏奸、理厘金、救盐法；四、辅农以兴利：开地利、惠工商；五、重士以善俗：培学校；六、固圉以图强：纾饷力、练主兵、遏盗萌、修边政。③在抚晋两年半时间内，张之洞为实现以上规划，竭尽心智，勉力而行。他“立定课程，丑正二刻即起，寅初看公事，辰初见客”④。事必躬亲，“一切笔墨皆须己出，不惟章疏，即公牍亦须费心改定，甚至自创”⑤。由于抚晋时间不长，上述规划未能全然实现，但行政业绩仍称昭著。
①许编《年谱》卷一。
①《全集》，卷四，奏议四，《到山西任谢恩折》。
②④《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③《全集》，卷四，奏议四。
①②④⑤《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③《全集》，卷四，奏议四。
第一节 整肃吏治
整肃吏治，是张之洞治晋的第一步。经过访察，他发现“晋省可办事体甚多，惟习染太坏。病痛括之以懒散二字。……处此时势，不能不帅以清明强毅四字。先令整饬严肃，再议其他。”①在《整饬治理折》中，他提出，“官之元气在官项无亏累，上司无诛求，贤否不颠倒，功过有黑白，而滥恩曲法不舆焉。”整肃吏治，便以此为纲目。
之洞接篆视事后，首发文告，令司道府州考察属吏优劣。经过明察暗访，查证落实，之洞处罚了“贪纵害民，书检不修”的萨拉齐同知定福，“私加厘金，剥商扰民”的候补直隶知州李春熙，“习染最恶，征收弊混”的补用知县洪贞颐、贪欠公款七万余两的总兵罗承勋、参将王同文等一批贪赃枉法的官吏，以压邪气。即便对于前任晋抚曾国茎宠信的藩司葆亨和冀宁道王定安，之洞也以其侵吞救灾款项，奏请罢免，毫不手软。为体现“功过有黑白”，之洞又褒奖”循良之吏”知府马丕瑶等六人，以正官风。为扭转晋省冗员充斥、滥芋充数者混迹其中的状况，之洞奏请朝廷”停止分发三年”，“干吏治仕途均有裨益。”②为了从制度上杜绝官吏损公肥己，徇私舞弊，实现“养廉课吏”，之洞“首将原议臣衙门公费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两，共支卓饭银六千四百两暨此外一应查库门包等陋规全行裁禁，旋将通省公费，就光绪六年原定数目，体察情形，分别裁汰”.同时严申厉禁“馈送上司水礼之风”①。晋省文武乡试，向归阳曲县承办。“所需食用各物皆省城行户及附省州县民间支应”，“行户藉口支差，从中渔利，科场之年，百物腾踊，不止三倍”。之洞下令从光绪八年（1882年）起，乡试“另筹公款，将民间各项支应一律永远除免。”②他布告属吏：“于陋规少一分治润，自必于公事少一分通融，所望凡我属大法小廉，同修职守，上报国家厚恩，下为民生造福，诸君子之善，本部院与有荣焉。古文云，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若身教言教而俱不从，本部院惟有白简从事，不知其他。”③之洞以为，“驭胥吏之道与诗士大夫异，少恤其私然后可使不大溃吾法”。与其待贪赃枉法之后再行惩处，“不若明予体恤，严定限制”。山西旧制每年可奏销饭银约为地丁银的二千分之一，“今拟略准此数，从优倍给，定为千分之一，每年需善后销银一万两，解饭银十两”，如此办理，“部吏有纸笔办公之资，无从藉口，其于销案准驳，当可洗心敛手”④。
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②《全集》，卷五，奏议五，《请停分发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