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的行实详见于诸多史书，稽查可知：建炎三年十二月，在高宗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时，"提领海船张公裕奏已得千舟，帝甚喜??先是监察御史林之平，自春初遣诣泉、福召募闽、广海舟，为防托之计，故大舟自闽中至者二百余艘，遂获善济"③。这说明高宗早已作了从海上逃亡的打算。至于逃往何处，那恐怕是绝密级的事情，清照不一定能很快得知。是时卫士张宝等托词家有父母妻子，不愿乘海舟护驾且出语不逊，高宗以御笔偷诛张宝等首者十七人于明州市。同年十二月已丑，高宗在定海上船诏以亲军三千余人自随，二府④亦登舟奏事，君臣皆以为敌骑虽百万，其在海上却无能为力，登舟即可免祸。甲午自镇江募海舟，载宗子及其妇女三百四十余人至泉州避兵，泰州、高邮军亦迁宗子等百八十人至福州避兵①。建炎四年正月己未，明州守者奔散而出，金兵入城。高宗闻明州失守，遂引舟而南，并于"二月乙亥，御舟至温州江心寺驻跸，更名龙翔。"②在金兵相继攻破明州、定海后，原来的势头是继续南侵，可巧风雨大作，加之和州防御使、枢密院提领海船张公裕引大舶击散之。金兵退据明州如扬州例，焚其城，且占领七十日。在这期间，高宗以福建为退路之想已公开化并付诸实施，一连三令五申速将其祖宗"神御"迁往福州③。"神御"是特指帝王的遗像。同一位宋高宗，他对父母兄长在北金受尽蹂躏，不啻无动于衷，对祖宗的遗像倒备加关注，其用心不难体察，上一年，先期去豫章（今江西南昌）的隆祐太后，在洪州失陷后，亦于此时入闽④。
从赵家的情况看，明诚母郭氏原殡于江宁，后迁葬于泉州⑤，而其次子思诚则于建炎年间已家于泉州⑥，此外还有"泉州故相赵挺之家"⑦之说。这一切无一不表明赵家已在泉州安了家，站住了脚跟。如果说赵家"三诚"中，季子明诚之行实尚有微暇的话，长子存诚、次子思诚则可算作封建社会中难①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②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③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六，中华书局1957 年版。
④ 二府：指政府和枢府，亦称东、西二府，即指朝中政、军界要员。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六。
② 《续资治通鉴》卷一○六。
③ 《中兴小纪》建炎四年二月乙亥"诏启运宫神御于福州奉安"，《宋史·高宗本纪》建炎四年二月"乙亥，奉安祖宗神御于福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续资治通鉴》卷一○七亦云四年二月"乙亥?奉安启圣宫祖宗神御于福州"。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88 年版。
⑤ 黄公度《知稼翁集》卷十一，四库全书本。
⑥ 《福建通志》卷五十二。
⑦ 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中华书局1957 年版。
得的好官吏。清照对丈夫的这两位兄长和他们的妹夫等都很信任和倚重。此时在泉州有职有权的赵思诚当不会对流寓两浙的弟媳置之不理，而嘱其诣泉州避难是顺理成章的。既如此，传主产生南行的意向，悉在情理之中。另外，在这首《渔家做》中，还有一个关于南徙的有力的内证，这就是"九万里风鹏正举"之句的出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是鸟也，海运则将徒于南冥??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传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①鹏是将徙于南冥的，也就是由北海往南海飞，与清照所向往的去泉州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她在词中运用这一典故非常恰当，如果她向往的是北方莱州的三山，就不能以南飞之鹏为典，而从青州到莱州三山，绝无云雾茫茫上接天际的水路可行，其必经之地则是她写《蝶恋花》（泪湿罗衣脂粉满）时下榻的昌乐驿馆。其由青州至江宁虽系南行，但"三山"不用作江宁的代称，再说这段水路也远不及由温至泉舶行所给人的水天相连的感觉，而词之首句的"天接云涛连晓雾"，即很象是温州瓯江孤屿水天云雾实景的幻化。至今虽仍未发现有关清照到过温州江心寺的记载，但因她一直追随高宗的逃亡路线，亦当到过江心寺。此词很可能写于被谢灵运形容为"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②的瓯江孤屿。词中"风休住"，意谓风送行舟，这正是清照于建炎四年正月底或二月初抵温时，北风劲吹的季节。船借风力由温南行无疑。
据上所述，拟将清照的这首《渔家傲》词作如下的解读和系年：此词虽题作《记梦》，却不一定完全是梦境的实录，倒像是作者上述那段特殊经历的艺术再现。后来清照的女弟子韩玉父，曾"自钱塘而之三山"，她是从杭州到福建去寻找那位与其"有终身偕老之约"、"得官归闽"的"林君子建"①。可见宋代人对于清照的"三山"之意，是理解为南去福州的。
福州不仅是由温至泉的水行所经之地，而且别称三山。所以词中"蓬舟吹取三山去"的语言意义虽是指东海三神山，而其言语意义则是指福州。同样的道理，词中的"帝所"、"天语"，字面上是说作者在梦中听到天帝向她发问，实际是她殷切企望追及、陛见高宗心理的幻化。因此，不管清照的行迹是否到达福州或泉州，这首词的写作契机既与福州（三山）有关，更与"天帝"在人间的代表高宗有关。在这之前一、二年中，清照又确实"循城远览"，寻得诸如《乌江》、《咏史》和"南渡衣冠少王导"等"惊人"和"后世皆当为口实"②的诗句。此词中的"学诗谩有惊人句"，当是以上创作实绩的带有讽喻和牢骚意味的概括。由此看来，这首一向被认为表达理想的浪漫主义的豪放词作，却有着极为直接而深婉的现实内容。所以将它系于高宗建炎四年（1130 年）正月或二月，是有史、有事可稽，当可为人所接受的。作品系年既是作家研究的基础，在这上面多花一些气力是必要的、值得的。对《渔家傲》一词是这样，对传主其他作品的系年，也大都花费了一番九牛二虎之力，从而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掌握了作品系年这把钥匙，更便于打开传主心室的大门，为其隐衷找到现实可信的依据。
① 《庄子·逍遥游》郭庆藩集释本，中华书局1961 年版。
② 谢灵运《登江中孤屿》，《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逮钦立辑校，中华书局1983 年版。① 《宋椠醉翁谈录》乙集卷之二，转引自《李清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 年版。② 庄绰《鸡肋编》卷中。涵芬楼排印本。
（四）细审用事用典
用事用典是一回事。对于作品中用典好，还是不用好，在古丈论家的眼中有两种绝然相反的看法。刘勰是主张用典的，他所说的"事类"①，比通常所说的"典故"的范围还要宽泛得多。而钟嵘针对"文章殆同书抄"②的弊病提出，有关治国巨著可以用典，而对于抒情诗则不应该用典。不知有意无意，李清照作品在用事用典方面，分别吸取了刘勰和钟峙的精辟见解和合理主张，从而扬弃了刘、钟之说的片面成分。在她的文章和叙事诗中大量用典，而在其写景和抒情的短幅诗词中，有的一个典故也找不到。刘勰见解的极为可取之处是在于"用人若己"③，即引用前人的故事，要象自出其口。这一准则，李清照在其身世词中运用得尤为出色。她在其《词论》中是主张，甚至强调使用"故实"的，而她的绝大部分词中的故实，就象是高钠盐溶解人水，味道很浓，却不见踪影，因而使得迄今为止的《漱玉词》的诸多注家和论者，大有失职之嫌。一方面是应该注出的典故没有注出，另一方面是即便注了出来，其训释也没有到位，甚至不少解说是穿凿迂腐的，致使传主的难言之苦未曾得到应有的同情，更使其许多超前的进步思想和对于社会人生的许多精辟见解，未曾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以往在解释李清照其人其作时所存在的似是而非的弊病，在很大程度上是出在对其用事用典的缺乏甚解上，尤其是对于《漱玉词》的研究，假如不从细审用事用典上入手，恐怕永远也解不开其中的"司芬克斯"之谜。
对《漱玉词》的研究，笔者是从对分歧最多、被误解程度最严重的《声声慢》一词的解读开始的，此词的"文本"曰：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晓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惟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词中有一处重要异文，即"晓来风急"的"晓"字，其所以被多数学者误解为"晚来风急"的症结，是在于没能发现此句中包含着一个犹如盐溶入水的典故。这就是"晓来风急"系化用了《诗经·终风》篇的"终风且暴"之句。与这一发现同时被作为解读此词金钥匙的，还有前文所引"赵君（李）无嗣"之说。而与"赵君（李）无嗣"具有同一种含义的、《终风》篇所暗示的卫庄姜的被疏无嗣，不正是清照与庄姜的同病相怜之处吗？又何止是她们两人，打开那部血泪斑斑的中国妇女史，里面有多少"妇"老姐妹因"无后"而被作为不可饶恕的罪人！即使她们忍受着难熬的分娩痛苦、任凭生过多少个女儿，也不管这许多女儿有多么聪明伶俐、长得有多么好看，只要这个女子生不出一个哪怕是弱智的儿子，那么她同样会被认为是"无后"者、同样逃脱不了被茶毒和戕杀的厄运！！所以这个"赵君（李）无嗣"毫无疑问就是中年时期李清照的最大心病。词人最大的心病，往往就是词中最隐秘、包裹最紧的词核。把"赵君（李）无嗣"这样的"儿女事"作为《声声慢》①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范文澜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② 钟嵘《诗品·序》，陈延杰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