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 年10 月7 日
第一章孕育"诗圣"的条件：时代、家庭与禀赋 一、历史奉上的桂冠："集大成"的"诗圣"
对于文学家及其作品来说，时间是最公正、最具权威的评判者。在流经了二千多年的中国文学这条长河中，有许多作家曾经名动一时，灿若明星，但曾几何时，他们的光彩逐渐暗淡了。他们那些曾经使得"洛阳纸贵"的作品也成为尘封鼠啮的一堆故纸，有的甚至湮灭无遗。然而也有相反的现象，有少数作家生前不甚为文坛所重，身后的声誉却与日俱增。前一类作家有如碎石细沙，最终被不舍昼夜的流水淘尽。后一类作家则如沙中之金，愈经磨洗愈能发出灿烂的光辉。杜甫就属于后一类作家。
杜甫在晚年所作的《壮游》一诗中回忆说："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
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崔"指崔尚，武后久视元年（700）进士及第，官至祠部郎中。"魏"指魏启心，中宗神龙三年（707）举"才膺管、乐科"。当玄宗开元十三、四年（725-726）杜甫十四、五岁时，崔、魏二人都已是闲居洛阳的文坛前辈了。他们称誉少年杜甫好象班固和扬雄，可见诗人的才华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自吴越漫游归来，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没有及第，此时他的诗才却受到了当时在文坛享有盛名的李邕和王翰的赏识。①可是杜甫漫游齐赵与困居长安时，虽曾与当时的著名诗人李白、高适、王维、岑参、储光羲等人交游唱酬，然而在上述诸人的作品中，却找不到一句对杜诗的称扬之语。直到代宗宝应元年（762），杜甫五十一岁时，才有任华作《杂言寄杜拾遗》，对社诗予以高度的赞扬："杜拾遗，名甫第二才甚奇。??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势攫虎豹，气腾蚊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①代宗大历四年（769），即杜甫去世的前一年，又有郭受作《社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说杜甫"新诗海内流传遍"，韦迢作《潭州留别社员外院长》①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按：《新唐书·杜甫传》云：杜甫"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杜甫晚年作《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中回忆说："伊昔临淄亭，酒酣托末契。重叙东都别，朝阴改轩砌。"（临淄亭即济州历下亭，杜甫于玄宗天宝四载与李邕同游历下亭，作《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可见李邕"先往见之"之事当是在东都洛阳。王翰卜邻亦当是实有其事，而师古《杜诗详说》杜撰《唐史拾遗》载"杜华母使华与王翰卜邻"事，钱谦益《钱注杜诗·略例》中斥其"伪造故事"，甚当。今检《唐才子传》卷一王翰条亦载此事，傅璇琼先生笺云："此未详出于何书"。（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一）我们颇疑辛文房撰此书时即据师古谬说。细味上引《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涛句之语气，"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之事当发生在杜甫开元二十三年（735）下第后不久。① 任华此诗首见于唐末韦庄编《又玄集》卷上。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录此诗于所附《诸家咏杜》，但于诗后注云："玩此诗起段，似杜旧友，又似社乍交。当时少陵诗名，推重海内，此篇颇做睨放恣，几乎呼大将如小儿矣。考《唐诗记》中，止载华两首，一寄太白，一寄少陵，何独拣此二大名公作诗相赠耶？又篇中语带俚俗，格调不见高雅，俱属可疑。"笔者认为此诗中称"任生与君别来已多时，何曾一日不相思。"则任华与杜甫相交甚笃，然社诗中绝无一处提及之，是为最可疑之事。因为社甫笃于友情，集中对于诸友皆反复咏及，何以独遗任华一人？待考。
说杜甫"大名诗独步"。（郭、韦二诗并见《唐诗纪事》卷二四）任华等三人虽然对杜诗称颂备至，但他们本人在诗坛上并无名声，他们的称颂在当时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总的说来，杜甫生前虽然不算是默默无闻，但他在诗坛上的名声不但远逊于李白、王维，而且也不如岑参、储光羲。大历四年（769），五十八岁的杜甫在《南征》诗中感慨万分地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第二年，诗人就在湘江上的一叶扁舟中寂寞地去世了。
杜甫去世后不久，樊晃搜集杜诗编成《杜工部小集》，他在《杜工部小集序》中痛心地说：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
其实杜诗在当时不仅是"不为东人之所知"，而且几乎是"不为世人之所知"。当时有几种重要的诗歌选本，如殷瑶编选的《河岳英灵集》，收诗年代起于开元二年（714），终于天宝十二载（753），又有高仲武编选的《中兴间气集》，收诗年代起于肃宗至德元载（756），终于代宗大历末年（779），这两种著名的选本所涵括的年代几乎与杜甫的一生正好重合，然而二书都没有入选杜诗。此外还有芮挺章编选的《国秀集》，主要选盛唐诗人之作，且以五律等近体为主，但竟然也不及杜诗。由此可见杜诗在当时确实没有得到诗坛的重视。
到了中唐，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唐诗坛上主要的两个流派--元、白诗派与韩、孟诗派尽管在诗学观点和创作倾向上都大异其趣，但是他们对杜甫却一致推崇，所不同的有两点：第一，元、白诗派推崇杜诗主要着眼于杜诗多写民生疾苦和国政时事，例如元稹《乐府古题序》（《元氏长庆集》卷二三）中赞扬"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白居易《与元九书》（《白氏长庆集》卷四五）中则说："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①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 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而韩、孟诗派推崇杜诗则主要着眼于其才力之雄强，例如韩愈《荐士》（《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六）诗云："勃兴得李社，万类困陵暴。"又《石鼓歌》（同上卷七）云："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第二，元、白有时颇有扬杜抑李的倾向，如上引白居易《与元九书》就认为杜"过于李"，而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氏长庆集》卷五六）中甚至说："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胜，时人谓之李社。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而韩、孟则李、杜并重，无轩轻之分，韩愈《调张籍》诗云："李社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①由此① 按：《白氏长庆集》卷四五所载《与元九书》无此"李"字，此据《全唐文》卷六七五校补。① 前人多认为韩愈此论乃针对元、白而发，如清人方世举即举白居易《与元九书》和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可见，在中唐诗坛上，杜甫的地位已经超过了王维等人，而与李白分庭抗礼了。
及至晚唐，李、杜齐名已成为诗坛的共识。杜牧诗云："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少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樊川文集》卷二）李商隐诗云："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漫成五章》之二，《李义山诗集》卷六）在被后人称为"小李杜"②的李商隐、杜牧看来，李白、杜甫无疑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与此同时，杜诗也开始受到选家的青睐。宣宗大中十年（856），顾陶编成《唐诗类选》二十卷，此书今已不存，但《文苑英华》卷七一四收有其序，序云："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迥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不但是唐人选本中最早入选杜诗的一种，而且把杜甫尊为有唐诗坛之第一人。自中唐以来，对李白、杜甫并称李杜，已成惯例，即使是有扬杜抑李倾向的元、白也不例外。而顾陶却改称"杜、李"，鲜明地表示了尊杜的态度。此书共收诗一千二百余首，卞孝萱先生已考出其中三十首杜诗的题目，①不难推测，杜诗在此书中是占相当大的比重的。二十四年以后，韦庄编《又玄集》，也以杜甫为第一，李自为第二，可能即受顾陶此书的影响。
从晚唐以来，杜甫及杜诗开始得到各种桂冠，择其要者，有下面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