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这是天立王和为王者所规定的专任。应该说，这也是王者明教化民的中心任务，王者对万民所进行的一切教化，目的都是为着解决这个任务的。
关于教化的具体内容，主要就是他提出的封建伦理纲常。例如在《天人策》篇中谈到"以教化为大务"时他说："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于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还有前面所引《为人者天》篇中所说："教之以仁也"，"教以义也"，"教以孝也"，"教以弟也"。这显然也是伦理纲常中事。又如，正是在上述"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之后，接着指出：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故孔子日：'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这就是说，通过对万民实行封建伦理纲常的教化，使之能够自觉按照封建伦理纲常的要求去行动，从而达到君子之列。这就是董仲舒王教的具体内容和最终目的。
董仲舒虽然非常重视德教，但他并未走到教育万能、否定刑罚的地步，相反，他在强调重教的同时，提出了以刑法辅之的思想。当然，这也是以天为根源的。这就是所谓"为人主者，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①例如，除了前面所说："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天之志，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之外，他在《威德所生》篇还详细论述了威、德两个方面的重要性。如他说：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为政之理，不可不审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后发德，必先平然后发威。此可以见不和不可以发庆赏之德，不平不可以发刑罚之威。又可以见德生于和，威生于平也。不和无德，不平无威，天之道也。
这就表明，威德乃是天所具有的两个方面，其中就有着君者为政之理。
故此他又说：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民之从主也，如草木之应四时也。喜怒当寒暑，威德当冬夏。??喜怒之有时而发，寒暑亦有时而当出，其理一也。当喜而不喜，犹当暑而不暑；当怒而不怒，犹当寒而不寒也；当德而不德，犹当夏而不夏也；当威而不威，犹当冬而不冬也。??喜怒之发，威德之处，无不皆中其应，可以参寒暑冬夏之不失其时而已。故日圣人配天。②这里就提出了人主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施威德必当其时而出的问题。发德必当夏，发威必当冬，否则，当德而不德，犹当夏而不夏，当威而下威，则犹当冬而下冬。其结果，如暖清寒暑之出，当其时则岁美，不当其时则岁恶；和德平威之出，当其义则天下大治，不当义则天下大乱。
不过，和德平威之出与四时之比，并不是机械的。如董仲舒在《如天之为》篇所指出的：天之生有大经也，而所周行者，又有害功也，除而杀殛者，行急皆不待时也，天之志也，而圣人承之以治。是春修仁而求善，秋修义而求恶，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宽。此所以顺天地，体阴阳。然而方求善之时，见恶而不择；方求恶之时，见善亦力行。方致清之时，见大善亦立举之；方致宽之时，见大恶亦力去之，以效天地之方生之时有杀也，方杀之时有生也。是故志意随天地，缓急仿阴阳。然而人事之宜行者，无所郁滞，且恕于人，顺于天，人之道兼举，此谓执其中。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①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按照天之大经，春修仁，夏修宽，秋修义，冬修刑。但是求善之时，见恶也下放过它；方求恶之时，见善亦要力行。这就是说，德教与刑罚随时都要做，而不可弃之的。
正是据此，他在《保位权》篇中提出了为君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的观点。因为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失恩则民散，民散则国乱，失权则君贱，君贱则臣叛。故此他提出了圣人之治国，务令民有所好，有所恶。"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罚以畏之。"这样，"既有所劝，又有所畏，然后可得而制"。当然，这里的所好与所恶都不可过多。"所好多，则作福；所恶多，则作威。作威则君亡权，天下相怨；作福则君亡德，天下相贼。"故此他认为，"故圣之制，使民有欲，不得过节；使民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这就是董仲舒以教化为大务同时辅以刑罚的王道。
三、治国以积贤为道
董仲舒王道论的又一重要内容，也是其第三大特点，就是强调治国以积贤为道。如说："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治身以积精为宝，治国以积贤为道。"①这里一方面对贤者作了一个界定："人之清者为贤"；另一方面把王者的"积贤"看作"治国之道"，亦即王道。何谓"人之清者"？它包含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清正廉洁，广施仁德，不见利忘义、贪赃在法、恂私舞弊，卖国求荣；二是聪明睿智，远见卓识，不是昏庸无能、鼠目寸光、苟且偷生。下面就王者何以积贤为道和如何积贤、致贤作一说明。
在上面谈到王道尊神时，就已涉及尊贤的问题。董仲舒说："夫欲为尊者在于任贤"，"贤者备股肽则君尊而国安"。②在《精华》篇他又几乎完全重复了这两句话，并且推而广之："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显然这说明，为人君者所任贤与不贤，是直接关系到封建君主自身以及整个封建国家安危存亡的问题。为此，他还引证了《周易》的"鼎折足，复公"，并作了进一步说明：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复公者，国家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国家不倾者，自古至今未尝闻也。故吾按《春秋》而观成败，乃切悁悁于前世之兴亡也，任贤臣者，国家之兴也。总之，能否任用贤臣，乃是关于国家之成败、兴亡的大事。
为了说明任贤与否对国家兴亡安危的作用，董仲舒还列举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一个是齐桓公仗贤相管仲之能，用大国之资，五年，与鲁人盟于柯（今山东省东阿县境内阿城），见其大信，于是一年后近国之君宋公、陈侯、卫侯、郑伯等毕至，会于鄄（今山东省鄄城县北旧城）、幽（当时宋地，今不详）；此后又经多年垒德修善，特别是伐山戎，救邢、卫，"见存亡继绝之义"，于是远国之君宋公、江人、黄人毕至，盟于贯泽（当时宋地，今山东省曹县南十里）、阳谷（今山东阳谷），终成霸业。另一个例子是，鲁值公以乱即位，但知任贤者季子。季子无病之时，内无臣下之乱，外无诸侯的侵犯之患，行有二十年，国家平安无事。季子一死，鲁就不能支撑邻国之来犯，直至乞求于楚师。值公的此种情况非不肖者而致使国家衰微下来，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无季子也"，即没有了贤者季子的辅佐。以鲁国之"若是也"，亦知他国之皆"若是也"；以他国之皆"若是"，亦知天下皆"若是"也。正是通过这些例子，董仲舒提出了上面已引证的结论："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①在这个问题上，董仲舒把知贤和任贤看作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问题。
"智不足以知贤，无可奈何矣"；而"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乱危"。由此表明，要任贤，首先必须知贤；如不能知贤者，那就无可奈何了。然而知贤却不一定能任贤，若不能任贤，就会引起政乱国危的局面。"鲁庄以危，宋殇以弑"，都是知贤而不能任的结果。
任贤与否，何以会导致国家兴亡、成败两种相反的结果呢？董仲舒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了说明。第一方面，即《通国身》篇一段话所说：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精积于本，则血气相承受；贤积于其主，则上下相制使。血气相承受，① 《春秋繁露·通国身》。
② 《春秋繁露·立元神》。
① 《春秋繁露·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