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戴震的前期思想 一、前期论学
戴震的思想可分前期和后期，从乾隆七年（1742）课学童于邵武、从师江永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结识惠栋为前期，其思想特征是不批宋学，同时褒扬汉学和宋学。从乾隆二十二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为后期，其思想特征是批判宋学。
前期的主要著作有《筹算》（1744）、《六书论》（1745）、《考工记图注》（1745）、《转语》（1747）、《尔雅文字考》十卷（约1749）、《屈原赋注》（1752）、《勾股割圆记》（约1755）、《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二篇、《周髀北极璇玑四游解》二篇（1755）、《与方希原书》（1755）、《经考》、《经考附录》等。前期的主要学术活动还有将汉扬雄《方言》写于宋李焘《许氏说文五音韵谱》上方，为日后著《方言疏证》作准备（约1755）。还有论《尚书》“光被四表”为“横被四表”（1755）。主要行止有：从师江永（1742）。娶妻（1748）。避难入京（1754）。寄居纪昀家（1755）。辞姚鼐从师（1755）。在京与纪昀、王鸣盛、钱大听、王昶、朱筠交游，以学问名闻京师。应秦蕙田之约请，朝夕讲论《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门。教王念孙读经书（1756）。
后期的主要著作有：《原善》上、中、下三篇（约1757 至1763 年间）、《声韵考》（1766）、《杲溪诗经补注》（1766）、《原善》卷上、卷中、卷下（1766）、《绪言》（约1769 至1772）、《六书音均表序》（1777）、《答段若膺论韵》（1776）、《水经注校》（1765·8 至1774·10）、《孟子字义疏证》（1776）、《声类表》（1777·5）等①。后期的主要学术活动有：评介江永，著《江慎修先生事略状》（1762）。修《直隶河渠书》（1768）。参修《汾州府志》三十四卷（1769）、参修《汾阳县志》（1771）。在四库馆校《九章算术》等（1774 至1777）。后期的主要行止有：在扬州结识惠栋（1757）。客居扬州（1757、1758、1760）。主讲浙东金华书院（1772 至1773）。与章学诚相遇于宁波（1773）。以举人特召入四库馆（1773）。应该提及的是，戴震论学的后期共参加了八次科举考试。前两次为乡试考举人，1759 年一次，1762 年乡试中举。后连续六次为会试考进士：1763 年、1766 年、1769年、1771 年、1772 年、1775 年。清代每三年在京师举行会试，1771 年那一次是遇庆典特开的恩科会试。 1775 年会试不第（其时已在四库馆），后恩准与同年会试中录取的贡士一起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掌管编修国史或草拟制诰的官署）的职官庶吉士。关于功名问题，戴震早年第一次乡试（1759 年）不第以后，就有自己的想法。第二年客居扬州时有《沈处士戴笠图题咏序》，十分明确他说：“夫儒者于平生之遇，率目为适然，独孜孜不怠，以学自治，竟老而不倦。不知者，或又言其不得于今，欲借文学道艺立功名于后世，何见之归于浅也。”①甚至认为，求显于当世是私见之蔽，
① 有关《原善》三篇、三卷、《绪言》、《孟子字义疏证》的成书年代，按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24 至331 页的考证。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12 页。
并进而说出了自己“安贫乐道”之志。戴震说：“世之欣于禄位，从乎鄙心生者，不必挂语。若所谓事业显当世，及文学道艺垂千古，慕而企之，从乎私己之心生者也。儒者之学，将以解蔽而已矣。??吾之行己，要为引而极之当世与千古而无所增，穷居一室而无所损。”②总之，一切为了求知闻道。第三次会试不第（1769 年）后，应该说心情是抑郁的，但戴震并不拘于功名得失。他在同一年为惠栋的大弟子余萧客《古经解钩沉》作的序中说：“士贵学古治经者，徒以介其名，使通显欤？抑志乎闻道，求不谬于心欤？人之有道义之心也，亦彰亦微。其彰也，是为心之精爽；其微也，则以未能至于神明。《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圣哲往矣。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③这段文字，表明了戴震在追求名失败后归于古圣贤，“而为斯民道义之心”的心迹，并认为不能“徒以介其名”而求“通显”。可以说这是戴震自述对功名的态度的最重要的文献。当然，余萧客一辈子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与读书把眼睛读瞎了有关），这段文字也有表彰余萧客的意思在内。两者是密切关联的。再则；还应看到，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参加科举考试，寻求功名是正常的人生道路，甚至可以说是立功、立德、立言 的必由之路。
戴震早年，对先秦经典、诸子百家、汉唐传注、程朱理学，以及明清以来诸哲如方以智、黄宗羲兄弟、顾炎武、胡渭、阎若璩等，无不熟读，这从《经考》和《经考附录》中随时可见。为什么不见读王夫之的记载？那是因此时夫之之学尚未传世①。但这不等于说戴震和王夫之没有思想史上的继承关系。《经考》一书、就是经学考证，书名就能表明戴震的治学方法：考据。今本《戴震集》中有几篇文章是在《经考》和《经考附录》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而形成的。乾隆十八年（1753）《与是仲明论学书》就是一篇。文章提到《经考》：“仆所为《经考》，未尝敢以闻于人，恐闻之而惊顾狂惑者众。”此外，还有二十年（1755）的《与姚孝廉姬传书》和《与方希原书》等。这些文章，集中体现了戴震的前期论学思想，主要有：一是概括了“以词通道”的治学方法，具体表述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②这一治学方法，也是戴震自幼而然的读书方法，故由来已久，但完整地作出这一表述尚属首次，其核心内容是治经必自语言文字之学起，段玉裁说：“此则先生说经传本肇始于小学，而其敏且专可知矣。”③由于这一时期不反宋学，“以词通道”的认识仅是正面立论，作为读书求知、通经获道的基本方法而阐述之，还不具备批判意义。只是到了戴震后期，再次阐述“以词通道”时，才赋予它批判宋儒的意义，那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在给段玉裁的信中再次作了概括：“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三② 同上，213 页。
③ 《古经解钩沉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1 页。① 夫之一生除结识当时名流刘继庄（献廷）外，几乎没有一个相识，又不开门讲学，没有门生，故二百多年没有传人，到咸丰同治年间才渐为世人所知。
② 《与是仲明论学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3 页。③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55 页。
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①同是“以词通道”，从思想史的发展看，却有正面立论的通经方法和批判武器意义的区别。
二是治经时要考证
治经时要考证经典名物，弄懂文献中的天文、历法、史地、音韵、律吕等，为通经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当然是个书本求知的方法，今天看来，光有这些并不能真正弄懂，还需要科学的分析方法，辩证的综合思考，和当时的时代条件、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等等，都是通经的必要条件。但如果没有那些基本知识，那就连门限也没有蹩进，根本谈不上弄懂。仅就通经中的考证名物而言，戴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反映了一代宗师治学的广袤视角和谨严求实精神。他有感于自己的治学过程，深有体会地说：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睢》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而字学诂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汉未孙叔然创立反语，厥后考经论韵悉用之。释氏之徒，从而习其法，因窃为己有，谓来自西域，儒者数典不能记忆也。中土测天用“勾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勾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勾股”御之，用知“勾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①，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然后知圣人之道，如悬绳树槷，毫厘不可有差②。这里戴震已经提到研究文献、通经中的中法和西法的比较及其应用问题。如天算中的勾股，西人用三角，但“三角”之法穷而必以“勾股”御之。在戴震看来，只有懂得中国传统的“勾股”，方能“法之尽备”，无往而不能释疑解难。无疑，戴震的考证名物的方法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是研究古典文献，乃至一切历史科学的基本功。考据，多为后世所诟病，其实，它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考据，本质上是个知识论方法，是个以书本知识为主要领域而进行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恩格斯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①应该说，考据学是包含着这一“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的特质的。问题是，求实的研究不应仅限于书本，而应该是实践性的研究。戴震的时代，自然科学已逐渐成为独立的科学系统。戴震以当时尚属先进的我国自然科学成就诠释群经，在古代学术史上再辟一治学门经，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从此，经典名物的考证在有清一代蔚成风气，以自然科学诠释若干疑难成为不可缺少的治经内容，大大拓展了治经和治学的新路，也为当时的自然科学研究找到了国家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55 页。
① 戴震误，应为九寸，见本书24 页注③。
② 《与是仲明论学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3 至184 页。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118 页。
学术：经学的发展框架，从而为乾嘉学人在自然科学方面大显身手打下了基础，这对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又是极有利的。当然，这一自然科学为阐释群经服务的指导思想也有其明显的不足，虽然事实上并没有使自然科学成为经学的附庸，但前期戴震的主张还多半停留在古代文献范围内的“格物致知”，尚缺乏实际的观察和实验科学精神（在实际进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补充），因而又不利于把自然科学大踏步推向前进。但和儒家传统中一贯轻视自然科学的做法相比，戴震的这一治学主张无疑是巨大的进步，加之他本人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的成就，无疑对清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其三，戴震批判
戴震批判陆九渊、王阳明的“尊德性”，为朱熹的“道问学”张本，除了表明他前期不反程朱的立场外，事实上也是从学术渊源上阐明“以词通道”，力戒空疏，考证名物，博物求知等一整套方法的正确性。考证离不开淹博，淹博是“道问学”的必然，章学诚曾就宋儒朱陆分疆，不可调停，承朱熹之学者必为博学多闻等阐述过自己的看法。他说：“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末流无识，争相垢詈，与夫勉为解纷，调停两可，皆多事也。然谓朱子偏于道问学，故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于支离；谓陆氏之偏于尊德性，故为朱氏之学者，攻陆氏之流于虚无??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陆、王，必且博学多闻，通经服古，若西山（真德秀）、鹤山（魏了翁）、东发（黄震）、伯厚（王应麟）诸公之勤业，然后充其所见，当以空言德性为虚无也。”①章学诚还历数朱熹一传至五传，实际上以和他同时代的戴震为殿后。他说：“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虽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谓无失也。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黄干）、九峰（蔡沈），再传而为西山、鹤山、东发、厚斋（王应麟），三传而为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四传而为潜溪（宋濂）、义乌（王祎），五传而为宁人（顾炎武）、百诗（阎若璩），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则入于辞章，学则流于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矣。生乎今世，因闻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则通经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②章学诚所说的“生于今世”者，就是指乾嘉学人，尤指戴震。章学诚是明确地视戴震为朱熹宗传的第六代的。章氏的论述，无疑是戴震早年学宗朱熹的一个有力旁证。同时，章氏还指出这一派的特点是多学而识，寓约于博。至于这一派发展到乾嘉，尤重名物考证和自然科学知识对治经的作用，章学诚也是深有所知的。他说：“夫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经易失，如天象之难以一端尽也。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盖其所见，能过前人者，慧有余也。抑亦后起之智虑所应尔也，不知即是前人遗蕴者，识不足也。”①十分清楚，章学诚把考证名物，解其天象历法，看作“实学求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章氏的这一段话，简直就是针对戴震所说的“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不能卒业”一语而发的。如果象“乃命羲和”这一类问题不能索解，不了解“前人遗蕴”，那只能因① 《文史通义校注·朱陆》，章学诚著，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 年版262 页。② 同上，26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