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的闻道与前期的闻道在内容上有何不同呢？前期强调述古圣贤之道，后期强调古圣贤之道与民情民欲的结合，“学成而民赖以生”④，强调“道”本身的理义的含义，实际上是更自觉地贯彻顾炎武“理学即经学”的见解，从而使闻道和闻理义、闻理紧密结合起来。以闻道为标准来衡量《与某书》中的对方，犹感不足，衡量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作出了较高的评价，总而言之是以闻道为标准检验他人，亦以自励的。
考据学本身能够做到以字（词）通词（辞），也能容纳以词（辞）通道，但由于受其体制的影响，通理义是少量的，全部以考据通理义是有困难的，这样，闻道的方式在后期由考据向冶铸群经，综贯古今，因题成文而转化，甚至突破考据而进入新理学的全面阐述，或者仍是以语言解释为手段而全面阐释之，就将是十分必要的。戴震后期部分地由考据而进入以语言解释为手段求闻理义，实在是闻道的内容和要求有所变化以后的逻辑必然。当时，以戴震为旗帜的乾隆学派中的大部分学行，也在受了戴震的影响以后强调“闻道”，但大都停留在对古圣贤之道述而不作的层次上，唯有戴震是大炉冶铸，铸成精良，《孟子字义疏证》是其精品，它已不是重复古道，述而不作，而是建立新时代的哲学体系。此外，要论前后期“闻道”的不同，后期排斥宋儒之道是其重要特征。
戴震在对“道”即理，即理义的广泛理解的基础上，阐述了治经闻道通理义的方法，大致说来有：罢黜宋儒，以字通词，以词通道，冶铸成理，化学理为应用，不仅用于个人修养和心智的开发，更重要的是用来“措天下于治安”。戴震说：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故训有帅承，亦有时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学以牖吾心知，犹饮食以养吾血气，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可知学不足以益吾之智勇，非自得之② 《戴震集》同上，187 页。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6 页至487 页。
② 同上，192 页。
③ 同上，488 页。
④ 《与某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8 页。
学也；犹饮食不足以增长吾血气，食而不化者也。君子或出或处，可以不见用，用必措天下于治安。①这无疑是对“闻道”内容的丰富，也是由闻道而摄取理义的过程。至于对宋儒的批判，无疑成了闻道摄取理义过程中的一个逻辑的必然的思维契机。
后期论学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批判宋儒，这一根本性的变化，使前期论学的主要之点在后期贯彻时都打上了这一新的烙印。例如在本应照办的“以词通道”上，宋儒“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在“十分之见”上，批判程朱才能得此“十分之见”，如此等等。《与某书》中概括的批判宋儒的方法，实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宋儒以己私见，自称“闻道”，实际上未能通语言文字——连古书也没有读懂。二是昧于世事，以私理教人，与释氏、老子无异，从而使天下深受其咎。这两条，又都是与戴震后期对“闻道”作的广泛理解有关系的。戴震说“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①戴震在《与某书》这一后期论学的纲要著述中，深刻揭示了宋儒的上述问题均是由其理论上的错误引起的。当时许多人都认为程朱之学是个“躬行实践”的儒学，这当然是受到了大大小小的理学之士的蛊惑，当时的所谓“躬行实践”的说法，实际上是理学家们的虚伪作法，尤其是理学未流，更是表里不一，虚伪透顶，戴震认为，认真理会之，都是由程朱理学本身的理论错误引起的。他说：“孟子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自以为于心无愧，而天下受其咎，其谁之咎？不知者，且以躬行实践之儒归焉，不疑夫躬行实践，劝善惩恶，释氏之教亦尔也。”①在戴震看来，知行问题首先要理论上正确，否则、连释教也有“躬行实践”之说的。事实正是如此。颜李学派的王源就指责过这类假道学：“朝乞食墦间，暮杀越人于货，而摭拾程朱唾余，狺狺焉言阳明于四达之衢。”梁启超也曾举出清初三位大理学家孙承泽、李光地、方苞的劣迹②。戴震认为，以功利对待理论，往往就会是非不分，而历史上的教训是必须首先分清是非。他说：孟子辟杨、墨，退之辟释、老。当其时，孔、墨并称，尊杨墨、尊释老者，或日，是圣人也，是正道也，吾所尊而守者，躬行实践，劝善惩恶，救人心，赞治化，天下尊之，帝王尊之之人也。然则君子何以辟之哉？愚人睹其功，不知其害，君子深知其害故也。由于后期批判宋儒，在闻道问题上，后期进一步强调了故训、理义的一元单途、同时获得的过程。这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和《古经解钩沉序》中说得也很清楚，《与某书》中在指出宋人“恃胸臆为断”以后，要求读者“平心体会经文”，不要“与后儒竞立说”，真正认识到“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总之，批判宋儒，引起了学术思想上的许多环节的根本变化。
① 《与某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7 页。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7 页。
① 《与某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7 至188 页。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104 页。
③ 同①，188 页。
在强调闻道过程中故训理义二合为一地寻求义理，力主批判宋儒的基础上，戴震强调了他的新理学哲学的人民性和实践性，这正是他的新哲学的全部精华所在，但他的新理学是托干古道的，他把新理学和宋明理学完全对立起来，控诉其“以理杀人”的罪行，这种尖锐激烈的程度，有如颜李学派“开二千年不能汗之口”，又如继黄宗羲《原君》之后的唐甄“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的议论。他说：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所不同的是，戴震的此等石破天惊的精辟之言，警世之论，还更带上理论性和学术性。他认为，古圣贤、新理学的理义在于事之中，而宋儒别设一理以制事。他说：圣贤之道德，即其行事。释、老乃别有其心所独得之道德。圣贤之理义，即事情之至是无憾。后儒乃别有一物焉，与生俱生而制大事。
正是由于程朱“别制一理以制事”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深层原因，才引起了古学和理学在实行其理的实际过程中的态度的不同。古贤之学，或新理学，能体察民情，体恤民意，宋明理学则是架在百姓头上的刀子，他说：古人之学在行事，在通民之欲，体民之情，故学成而民赖以生。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
两种理趣，两种态度，实行起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戴震说：“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②宋明理学是欺民、”愚民、害民之学，这就是他的结论。
戴震后期论学，修正和补充前期论学的观点，后期作为一名学问家、学术思想家，更应作前后期相衔的考察；而在“闻道”即寻求理义，特别是在批判程、朱，及他的新理学的实践性和人民性的阐述上，标志着戴震新理学哲学体系的建立，后期作为一名哲学家、思想家，当作如是观。
① 《与某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8 页。
② 同上。
① 《与某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