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区分汉宋，尽量兼古文和今文《尚书》三家说②，汉儒注释，力致无一遗漏。他说：有书契以来，莫古于《尚书》，汉儒训诂，各有师承，又去古未远，使其说皆存用备参稽，犹不足以尽通于古，况散逸既多，则见者可忽视之乎？故是编于各书所引欧阳、大小夏侯氏说，及贾、马、郑之注，详略必载古注，语简义精，虽尽收不见其多。至宋以来，凿空衍说，载之将不胜载，故严加删汰。但是，今古文《尚书》学不是每句、每字都能体现出来的，真要区分，也有相当难度，区分的方法，一是凭文献，二是凭识力。引用文献时既有辨正，又得尽量不遗漏，戴震就在引用文献过程中随时申明己见，这些申述处，大部分是想阐述今古文学理区分的。如“曰若稽古”条②：日若稽古（戴震按：曰当从古本作粤。）
《尔雅》：粤，于也；若，顺也。
《后汉书·李固传》注曰：“《书》曰：‘粤若稽古帝尧’。郑玄注曰：‘稽，同也。古，天地，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尧。’”
《三国志·三少帝记》：“帝问曰：‘郑玄日，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地。’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二义不同，何者为是？”博士庚峻对曰：“先儒所执，各有乖异，臣不足以考之。然《洪范》称‘三人占，从二人之言’。贾、马及肃皆以为‘顺考古道’。以《洪范》言之，肃义为长。”帝曰：“仲尼言‘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之大美，在乎则天，顺考古道，非其至也，今发篇开义以明圣德，而舍其大，更称其细，岂作者之意邪？”（戴震按：孔氏颖达《尚书正义》曰：郑玄信讳，训稽为同，训古为天，能顺天而行之，与之同功，古之为天，经无此训。）
② 同上，8 页。
③ 梅赜献出的《伪古文尚书》，清丁晏《尚书余论》考定为出自三国魏王肃之手。①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90 页。
② 贾逵、马融、郑玄虽解其今文立于学官的《尚书》，但因其以古文经观点解今文仍可视作古文。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戴震《尚书义考·义例》。
② 《安徽丛书》第六期戴震《尚书义考》。
戴震的头脑是清醒的，并没有“唯古是信”。梁启超在评价清儒《尚书》学成就时曾说：“我稍为不满意的，是他们有时拘宋汉儒太过。例如‘粤若稽古’郑注训‘稽古’为‘同天’，甚可笑，但以出于郑而强从之。”①戴震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从郑玄古文经中严加剔除。
二是针对《尚书》古解古注缺乏，戴震努力建设自己的注释体系，他的基本思路是从语言文字入手，从今文《尚书》的原著出发，“以词通道”，作出他本人的、合乎古义的解释，并以自己的解释为判别标准来区分今古文义。他说：《尔雅》解释《诗》、《书》，汉儒释经多宗之，则注内已见采录??惟《尚书》无汉儒全注：今经文之下，即取《尔雅》以存古义仍以“曰（粤）若稽古”条为例，看看戴震是怎样形成自己的《尚书》注释体系的。
戴震案：发端之辞，或言“于”，或言“爱”，或言“粤”，声义相近，《说文》“粤，于也。审慎之词。”《周书》“粤三日丁亥。”据《说文》“粤”为本字，其作“越”，或作“曰”，并六书之假借。《尔雅·释诂》：“粤、于、爱、曰也。”“爰、粤、于也。”“粤”与“曰”重出于六书为疏。《尔雅·释言》：“若、惠，顺也。”“若”与“如”一声之转，“惠”与“顺”一声之转。《说文》：“如，从随也。”“从随”之义引伸之为顺为同。篇内“若”字多矣，皆相因无异解，不得合“日若”二字为发语辞。《召诰》之“越若来三月”，“越”者发端语辞（徐锴《说文系传》释“粤三月”云心中暗数其日数，然后言之。）“若来三月”则由二月顺数之，至方来之三月也。“若”字宜从古注。“稽古”犹言“考之”，昔者几已往则称“古”、“昔”，《盘庚》篇谓前王曰：“古我先王。”《孟子》书谓数日之间为昔者是也。前史所注记，后史从而删取成篇，故发端言“粤若稽古”，犹后人言“谨案”云尔，明不敢以臆见爽失其实也。自汉迄今并误读“粤若稽古帝尧”为句，汉唐诸儒以稽古属尧，郑康成训“稽古”为“同天”，于字义全非，贾逵马融王肃皆为尧考古道，而梅喷奏上之《古文尚书》，孔安国传亦同。孔传本晋人伪撰，袭取贾马之注，故魏博士庚峻引贾马及肃，而不言安国。《周官》“唐虞稽古，”又伪古文语，与伪传同出一说也。宋儒以“稽古”属“史官”，而未明于“粤若稽古”四字句绝。其下文“帝尧日放勋”，记帝名号也。《皋陶谟》与《尧典》一例下“皋陶日”，则直记皋陶之言也，林氏疑于两“曰”字，由句读失传耳。从戴震对“曰（粤）若稽古”四字的长篇按语中可看出以下几点。一是“粤”为发语词，“若”为“顺数”之义，“稽古”为“考之”之义，四字为句，意犹后世云“谨案”。二是从《尚书》发掘语言表达的内证，“若”不当连上说成“粤若”为词，也不当连属“帝尧”为句，三是批评郑玄的荒唐解释“稽古”为“同天”。四是批评程宋对《尚书》的解释。五是发扬《尚书》古文经说。六是对收集到的解释《尚书》的资料一一严加辨别，最后批评林之奇《尚书解》即此一例。戴震试从语言文字入手直取《尚书》原意，辨证汉唐以来的占注疏。可谓另辟蹊径，创《尚书》学研究的新路；和江声、王鸣盛、孙星衍《尚书》学名著相比，义例之严，识见之深，辨证之细，不是很可观吗？可惜的是戴震的《尚书义考》仅两卷，没有形成大气候，但它无疑是《尚书》学研究中的“少而精”的精品之作。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183 页。② 《安徽丛书》第六期《尚书义考》。
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尚书义考》。
六、对《春秋》的研究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今存的《春秋》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历十二君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谷梁传》所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记二年）。它基本是鲁国史书的原文。传说孔子著《春秋》，不可依信，但孔子以《春秋》作历史教科书授徒却是可信的。无奈此书太简，没有传注简直无法读懂。宋王安石答复他人问《春秋》说：“此经比他经尤难，盖《三传》不足信也。”《三传》中《左传》以叙事为主，《公羊传》、《谷梁传》解释经文为主，叙事极少，不是历史性质的书。西汉时只有《公羊传》设立博士，可以说那时《春秋》只有一传。后来又有《谷梁传》问世，但东汉时仍以《公羊传》为最盛，六朝以后，《公羊传》、《谷梁传》渐废，独行《左氏传》。到了唐代、出现了所谓“《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①的状况。宋代治《春秋》的人很多，以胡安国的《春秋传》最为盛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渐乃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当时所谓经义者，实安国之传义而已。”①元明两代以胡传取士，《春秋三传》基本被废，间有治《左传》的，也仅是当作策论的资料。清代以前《春秋》学的状况基本如此。
清儒复兴古学，《春秋》及三传之学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顾栋高（1679—1759）对《左传》作历史的研究，著《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舆图一卷，附录一卷，将春秋列国史事，天文历法、世系官制、疆域地理等列表说明。梁启超曾评论这部书说：“《礼记》说：‘属辞比事，《春秋》之教。’治史的最好方法，是把许多事实连属起来加以比较研究，这便是‘属辞比事’。这些事实一件件零碎摆着，象没有什么意义，一属一比，便会有许多新发明，用这种方法治历史的人，向来很少，震沧（按：顾栋高的字）这部书，总算第一次成功了。”②用治经的方法治《左传》，大抵是嘉道年间才有巨著，那就是刘文淇、刘毓崧父子的《左传正义》③。《公羊传》的研究肇始于戴震的学生孔广森，和较孔氏成就为高的庄存与（1719—1788）。庄氏是与戴震同时代的人，常州学派的开创者，著《春秋正辞》，发明公羊微言大义，庄氏将公羊学传给他的外甥刘逢禄，著《公羊传何休释例》，从此公羊学大昌，继后有龚自珍、魏源、戴望等，皆公羊学派。《谷梁传》自古清孤，清代中叶以后有钟文丞的《谷梁外注》、侯康的《谷梁礼证》、柳兴思《谷梁大义述》。
戴震对《春秋》学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今本《戴震集》中《春秋改元即位考》上中下三篇中。此文是与《尚书古文今文考》同时代的著作，都是1753至1763 年间的成果。戴震曾自述这三篇文章说：“作《改元即位考》三篇，倘能如此文字做得数十篇，《春秋》全经之大义举矣。”①此外，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月戴震校毕《五经算术》呈交时，亦举《春秋》之“待算乃明者”列之。戴震的时代，刚刚跨过宋元明三代取消《春秋三传》的年代，对① 韩愈《赠玉川子》诗。
①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年本219 页下栏。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95 页。③ 今有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刘文淇《春秋左氏旧注疏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