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来，《水地记》是叙述中华史地的教科书，内容之博大，规模之宏伟，前无古人。作者思想方法的内在逻辑，确如段玉裁所说：“令众山如一山，群川如一川”。①然后由总而分，以水领山。在解释中，“自《尚书》、《周官》、《春秋》之地名，以及战国至今，历代史志建置沿革之纷错，无不依山川之左右曲折，安置妥帖，至赜而不乱。”②全书是以中华历史文化为贯串来叙述中华大地的山川水流的。著《水地记》的初衷，与清代朴学一贯主张的窄而小的研究很不一样，以其内容和规模，“此书固非旦夕之所能完成，先生志愿之大，以为必有能助之者，而不料其所成止此也。”③尽管如此，《水地记》既为《七经小记》之一，治经者当有所稽，又从其撰著体例、思想方法、内容和实际作用，以及其学理逻辑看，《水地记》在戴震那里是作为独立的史地学而存在的。《水地记》成为学人研治相关内容的依据。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陉”字下即引据戴说④。《水地记》也是清代史地学史上以水为主的奠基之作。《水经注》已越千余百年，清儒大有赓续其业的志趣。早先就有黄宗羲的《今水经》，但过于简单，塞外之水尤多误。《水地记》也是出于续《水经》的初衷的。继戴之后，有齐召南《水道提纲》二十八卷等等著作，开其宏基的实为戴震。戴震尤善制地图，段玉裁曾说：“用晋裴秀法，而里数之远近，即可计北极之高下，凡直省府厅州县方乡四至八到，无少差误。”①此外，戴震史地学成就与他对天文的精湛研究也是分不开的。①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段玉栽著《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734 页。
①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7 页。
四、对《易经》的研究
戴震早年就对《易经》作过很勤密的研究，在《经考》中，围绕《易》学研究写下的笔记条目有：重卦、三易、易取变易义、彖辞爻辞、九六七八、十翼、易为卜筮而作、理象数、卦变、互体、宋儒复《易》古本同样，在《经考附录》中，戴震也写下了不少《易》学条目：重卦有四说、连山归藏、《易》一名而函三文、易彖象三字皆六书之假借、题周以别前代、《周易》上下经、卦名、汉初传《易》、焦延寿京房之《易》、王辅嗣韩康伯注《易》、子夏《易传》膺本、《河图》、《洛书》、大衍、先后天图、太极图、程子《易传》、朱子《周易本义》、言古《易》者各异在《戴东原全集》中，并无戴震研究《易经》的专著，今本《戴震集》中，也只有极少数的《易》学论文，它们是：《周易补注目录后语》、《法象论》、《读易系辞论性》、《与丁升衢书》、《再与丁升衢书》。但在许多文章中，零星个别地提到《易经》、《易传》的却不少。事实上戴震是娴熟于《易》并能对其原理运用自如的。
《易经》是一部最带神秘性的书，孔子曾说要“假年以学《易》”，并有“韦编三绝”的故事，可见《易》是不易读懂的。到了汉代，《易》被列为六经之首，《汉书，艺文志》称《易》为“六艺之原”。传说孔子授《易》，五传而至田何，又三传而至施雠、孟喜、梁丘贺，，此三家《易》被列为今文经《易》学博士。今文经衰落后，有古文《易》费氏说①。郑玄继传之。此外，京房受《易》于焦延寿，假托孟氏，多言卦气占验，是今古文以外的《易》别传。王弼亦费氏古文《易》，但涉及道家，旨近老子。王弼注《易》，唐人据之作《正义》，汉三家《易》俱废。五代北宋间道士陈传以后世道教中的丹鼎之术附会《易经》，传至邵雍和周敦颐，而有先天的太极图说。程颐作《易传》，不信邵雍的象数学，少谈天道，多言人事，较王弼更近《易》理。戴震曾对程氏的《易传》表示推崇，说：“《周易》当读程子《易传》。”②朱熹综周、邵、程三家之说作《易本义》，为明清两朝的功令所推祟。清代《易》学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向周、邵的先天《易》问罪。黄宗羲著《易学象数论》讨伐周、邵，其弟黄宗炎《图书辨惑》把周、邵《太极图说》所踪的陈抟“无极图说”找了出来。毛奇龄著《河洛图书原舛》，发明二黄之说，提倡用汉学研究《易》学。胡渭著《易图明辨》，由宋儒与道士的关系找到其谶讳学的根源。他的《洪范正论》驳斥五行灾异，破除《易》学研究中的非理性主义。梁启超曾说：“一千年蒙罩住《易经》的云雾算是开光了，这不能不说是清初学者的功劳。”①但无论从当时的学术发展的大势看，还是从《易》学本身研究的需要看，对《易经》来一番汉学考证功夫是必要的。江② 《安徽丛书》第六期载《经考》。
③ 《安徽丛书》第六期载《经考附录》。
①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费氏易林》、《费氏分野》二书。② 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8 页。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三，北京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178 页。藩曾概括清初的《易》学研究说：“国初老儒，亦有攻王弼之注，击陈抟之图者，如黄宗羲之《易学象数论》，虽辟陈抟康节之学，而以纳甲、动爻（按：皆《易》卦象名）为伪象，又称王辅嗣注简当无浮义。黄宗炎之《周易象辞图书辨惑》，亦力辟宋人图书之说，可谓不遗余力矣。然不宗汉学，皆非笃信之士也。??胡胐明《洪范正论》，虽力攻图书之谬，而辟汉学五行灾异之说，是不知夏侯始昌之《洪范五行传》，亦出于伏生也。胐明虽知伪古文，而不知五行传之不可辟，是以黜之。”②学问为学术大势、学理逻辑发展而出，应时而生。真正用汉学的求实客观态度来研究《易经》的有惠栋的《周易述》二十三卷，《易汉学》八卷，《易例》二卷。张惠言《周易虞氏义》九卷，《虞氏消息》二卷。焦循《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二十卷，《易图略》八卷，通名《雕菰楼易学》三书。焦循是语言学家和数学家，他的成就自然要高。阮元评价“三书”说：“石破天惊，处处从实测而得，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王引之说：“凿破混饨，扫除云雾，可谓精锐之兵。”关于《易经》的主要精神，焦循由博返约以后曾说：“《易》之道，大抵教人改过，亦即以寡天下之过，而改过在变通行权，即易也。”①这与孔子“学《易》无大过”之旨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易》之辩证思想是最可玩索的。
前面提到，戴震主张学《易》应读程颐《易传》，这是很客观的态度。
即使对朱烹调和诸家之说的《易本义》，也是采取审慎的态度。对“河图洛书”、“先天后天”这类极为敏感的问题，戴震也采取慎重的态度，与清初毛奇龄、胡渭的“革命”态度很不一样。诚然，这一态度，又是与早年不反宋儒的基本态度相一致的。戴震在《经考附录》卷一《河图洛书》条下引朱熹说：朱子曰，以《河图》、《洛书》为不足信，自欧阳公（按：欧阳修）以来已有此说，然终无奈。《顾命》、《系辞》、《论语》皆有是言，而诸儒所传二图之数者，虽有交互，而无乖戾，顺数逆推纵横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图》与《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载天地五十者，有五之数，则固《易》之所自出也。《洛书》与《洪范》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畴之数，则固《洪范》之所自出也。又读《大戴礼》书又得一证甚明，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语，而郑氏注（按：当为卢辩注）云，法龟文也。然则汉人固以九数者为《洛书》也。王应麟曰：《大戴礼》卢辩注非郑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郑氏注云“法龟文”，未考此史也。
以上笔记可看出戴震是赞同朱熹关于《河图》、《洛书》的骑墙折中之说的。朱熹曾怀疑《河图》之伪，以邵雍之《易》为《易》外别传。但其《易本义》又冠以九图，并说：“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所谓“天地自然之《易》”，是指《河图》、《洛书》，伏羲之《易》则是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周公之《易》是后天八卦及六十四卦卦变。这又回到了邵雍。把上面戴震引用朱熹并心然其意的笔记内容与胡渭相对照，可看出戴震早期在《易》学上的保守态度。钱大昕和江藩都曾叙述胡渭《易图明辨》的看法说：② 《汉学师承记.经师经义目录》。上海书店1983 年复印本《汉学师承记》138 页至141 页。① 焦循《与朱椒堂书》。载《雕菰集》卷十三，丛书集成初编本。
尝谓《诗》、《书》、《礼》、《春秋》，皆不可无图，惟《易》无所用图。??安得有先后天之别？《河图》之象，自古无传，何从拟议？《洛书》之文，见于《洪范》，五行九宫，初不为《易》而设。??又言，《洪范》古圣所传，汉儒专主灾异，以瞽史矫诬之说，乱彝伦攸叙之经，害一。《洛书》之本文，具在《洪范》，宋儒创为黑白之点，方圆之体，九十之位，且谓《洪范》之理通于《易》??，害二。《洪范》原无错简，后儒任意改窜，移“庶征”“王省惟岁”以下，为五纪之传，移“皇极”“敛时五福”至“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为“五福”、“六极”之薄，害三。戴震和胡渭，一以《洛书》在《洪范》证其存在的可能性，一以证其“初不为《易》设”，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另一些场合下，戴震又为朱熹的《河图》、《洛书》之说开脱。早期的《经考》中有好几条这样的条目。例如他在《经考》附录卷一“先后天图”条中说，朱子《易学启蒙》中载邵雍所传的先天、后天之图说不过是用来释《易》理的，朱熹并没有说先天图是伏羲造的，后天图是文王造的。关于朱熹的《周易本义》，戴震比顾炎武进一步考证出朱熹原本被搅乱起于宋宝佑（1253—1258）年间董楷所编的《周易传义》。他说：宋宝佑中克斋董楷正叔纂集《周易传义》，附录纷乱朱子《本义》元本，实始于此。至于戴震后期以《易》和《易传》作为批判程、朱的武器，当另作别论。戴震早年对《易》的起因的看法赞同黄宗炎，认为由个别观察而达普遍抽象，在文字上表现为六书假借。他在《经考附录》卷一“易彖象三字皆六书之假借”中说：黄宗炎日：“易”者取象于虫，其色一时一变，一日十二时，改唤十二色，因其倏忽变更，借为移易、改易之用。“易”之为文，象其一首四足之形。《周易》卦次俱一反一正。两两相对，每卦六爻，两卦十二爻，如析易之十二时，在本卦者象日之六时，在往来之卦者象夜之六时，取象之奇巧精确，不可拟议，无逾于此，俗儒反病其一物之微，不足以包含大道。误解“日月”为“易”，开端于虞仲翔，而圣人之取义渐隐。②关于《易经》的体例的形成，历来有许多看法。顾炎武认为“连合经传，本于郑玄”，朱熹记嵩山晁氏《封爻彖象说》，认为古经始乱于费直，大乱于王弼，今本《易经》分上下二卷，上卷三十卦，下卷三十四卦，每卦有卦辞等等，其基本体例是：“卦名十卦辞十爻辞＋（‘彖曰’为标志）彖传＋（以‘象曰’为标志）象传（分大象和小象。大象释全卦，小象释各爻爻辞）”。这样今本《易经》中已有彖传和象传。对于今本《易经》的经传相合的体例及其形成过程，戴震有明确的论断：郑康成始合彖、象于经，如今王弼本之，乾卦后加“彖曰”、“象曰”者是也。弼又分文言于乾、坤后，各加“文言曰”，而自坤卦以后彖及象之论两体者，分属卦词。后解爻词者，逐爻分属其后。于是汉时所谓十二篇莫能言其旧。孔冲远（按：孔颖达）曰：《易经》本分上、下二篇，彖、象释卦，亦当随经而分。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之徒，并同此说，《汉书，艺文志》① 《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胡渭传》。又见江藩《汉学师录记》卷一“胡渭”条。①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经考》卷一。
曰：“《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是十二篇，三家所同也。对《易经》体例共性，不同卦中的个性，体例的形成、变化，《易经》和《易传》的关系，三家《易》的目录等《易》学基本问题，说得一清二楚，针对朱熹用晁氏说费氏大乱古《易》之说，戴震指出：《儒林传》曰：“费直治《易》，长于卦筮，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之言解说上下经。”盖费氏《易》不自立故训章句，其解说经即用十篇之言，明其当时之口讲指画如此。是十二篇，费氏未尝改也。
为了确认今本费氏古文《易》的地位，戴震澄清了历史上对费氏的一些误会。刘向以中秘藏的古文本（简称“中古文”）校汉三家《易》时，三家《易》脱《无咎》、《悔》、《亡》三篇，而仅费氏《易》与“中古文”本相同。但刘向、班固也没有谈及费氏《易》与诸家之异。到了《汉书.儒林传》，因有“徒以彖、象、辞十篇之言解说上下经”一语，后人“膺作费氏《易》省去彖、象、辞之目，总以一‘传’字加于彖、象之首，纷纷咎费氏改经”，戴震指出，这是“不察之论”，“费氏未尝改也”②关于《十翼》的作者，历来认为孔子著《十翼》③。又《隋书。 经籍志》说：“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惟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④三篇即《说卦》、《序卦》、《杂卦》。明末的经学大师朱彝尊怀疑《序卦》。戴震对此有独到之见。他说：武帝时，博士之业《易》虽已十二篇，然昔儒相传，《说卦》三篇，与今文《太誓》同，后出《说卦》分之为《序卦》、《杂卦》，故三篇词指，不类孔子之言，或经师所记孔门余论，或别有所传述，博士集而读之，遂一归孔子，谓之“十翼”矣。总之，戴震于《易经》研究虽然没有留下鸿篇巨制，但从明清的《易》学史的大背景下透视，是有一定地位的。他对《易》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有明确的阐述，有些见解是《易》学入门的必备知识。《说卦》等三篇非孔子之作的说法，在《易》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几成定论的重大发现②。① 《周易补注目录后语》，《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 页。① 《周易补注目录后语》.《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 页。②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