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聚会不欢而散了。后来又有类似的聚会，都不太愉快。他与他们的分歧是：每个人都有权力选择自己的方式去帮助民众——只要是真正的帮助。他隐含的意思是，眼下有人正试图强加给别人一种方式。
那些夜晚他一次次地吟诵着屈原悲伤绝望的诗句。他明白自己是对的，虽然他还并没有做什么，这正是朋友们指责他的依据。
也就是这些长夜里，他想到了一个人……有一次闵葵病了，他寻到了最好的一家医院，这家医院是西医，可以给人动手术。这在整个海北还是仅有的一家。那个令人称道的大夫是个荷兰人，中年，蓝眼睛给人很忠厚的感觉。据说这个人救了无数的人，其中有一些是绝对需要帮助的穷人。他急急地扳过妻子的肩膀，郑重地告诉她：我想当一个医生。我要找荷兰人了。
闵葵赞成他的一切决定，无论是理解的还是不理解的。
第二天他就千方百计地去实现自己的愿望。费尽周折之后总算成功了一半：被应允在那个医院的消毒室做事。他接近那个人的机会多了。又过了半年，他终于成为荷兰人的助手。
曲予成了一个特别忙碌又特别幸福的人。他亲眼看到了工作的意义：成功地挽救生命。那个荷兰人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认为这是一个优秀的中国人，这个人不仅仅是聪慧——聪慧的中国人可太多了；这个人的优秀是因为他有比聪慧更为重要的东西，比如献身精神、责任感、宗教般的虔诚……荷兰人常常喜欢地拍打他的肩膀。
闵葵把他们那个小家收拾得有条不紊。她找到了自己最好的归宿。她什么奢望也没有。她不停地忽闪的大黑眼睛里只有男人、他的事业。每天她都设法做一点让他高兴的事：更动一下屋里的陈设、买回一件小东西、做一顿可口的饭菜……之后就专心等他，等一个称赞和欢欣。
一天黄昏，直到很晚了曲予才回来。闵葵焦躁极了。他走进门来，一脸的疲惫。“怎么了？”她害怕听到什么。他抚摸着她的头发：
“父亲去世了。刚刚传来消息，让我们快些去。”
“啊！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