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长回来了?”老钱笑脸打躬招呼，马上吆喝住在门房间里的女人：“钱嫂，快去倒茶!”他落魄了，对人情世故都懂，如今是尽量用卑微来换口饭吃，其情可悯。
童霜威止住了老钱，说：“不用了，你们睡吧。”他知道钱嫂可能带孩子已经睡了。这对夫妻感情特别好，只是生活艰难。老钱除做门房外，兼带给逃难来此的下江人办办红白喜事。谁家死了人，都要找他去帮忙，给死人穿寿衣是他的“拿手好戏”；谁家结婚、做寿，少不了他跑进跑出。有些杂事比如搬家、护理病人，跑腿出力的事，都可以找他干。他自命是个“公共佣人”。因为笑口常开，做事负责，人都喜欢他。原本只有一个小孩，生活尚可维持。去年春天，钱嫂又生了一个女儿，物价高涨，日子就更不好过了。童霜威看到钱嫂，常会想起战前在南京潇湘路时家里的庄嫂。她俩年岁相仿，外貌都善良，手脚也一样利落。想到庄嫂，对钱嫂就多了一点体贴，宁可让她少做点事，宁可给她多一点报酬。举凡吃的、穿的、用的，有不要的就一古脑儿都给钱嫂和老钱拿去派用场。这也是下江人照顾下江人的一种普遍有的心理和感情吧。
回到住处，开了灯，看看手表，童霜威立即去缸里舀水，搀上热水瓶里的开水洗脸、洗脚。江津的电厂，每晚供电只到九点半钟，九点半钟鸣笛停电熄灯。桌上虽然放着钱嫂早已准备好了的油灯，火柴盒也放在灯旁，但童霜威喜欢在每天熄灯前把脚洗好。这住处，南端前后是一大一小两问卧室。一间大的童霜威住，一间小的，是儿子家霆周末从江津对岸得胜坝国立中学回家来时睡的。居中一间书房兼带会客，北端是一大间附有餐间的起居室，通着厨房。室内，白壁莹洁，陈设简单。此刻，隔一道二十码宽的走道，在对面屋里住的农民银行经理朱鹤龄家，卧室里灯还亮着，鸦雀无声。童霜威知道：朱鹤龄嗜赌如命，每天都在外面打麻将或玩牌九，赌到深夜甚至天明才回来，睡一觉或干脆不睡擦把脸又去上班。这赌博，在江津十分盛行。连被看作是教育家的法国留学生国立中学校长邓宣德，都是热衷于方城之戏的赌客，常常在熟人家里赌通宵。有人把打牌赌钱叫作“抗战”，常有这样的玩笑对话：“今晚去不去我家‘抗战’?”
“去!‘抗战’岂能后人!”
“今晚‘长期抗战’，通宵!我准备了‘迫击炮’，有‘云南炮弹’，恭候大驾!”
“太好了!我正感冒，一定去领教!”
“迫击炮”是鸦片枪，“云南炮弹”是云南红土。
烟、赌政府都明令严禁，但在江津的街道上夜间走过，总会从一些人家的门缝窗隙里飘出鸦片烟味和哗哗的牌声。后园里邓六爷家有个不知什么亲戚就抽鸦片，邓六爷家的牌声经常像潮声哗哗。前面几进院子中，朱鹤龄爱赌不说，前边法院院长郑琪和被服厂厂长田绍曾两家，在夜间都常有鸦片烟味从卧室里传出来。据说，郑琪的岳母有烟瘾，田绍曾喜欢借烟具来逢场作戏。闻到鸦片味，听到赌声，童霜威总不免想起战前在南京时，从潇湘路一号到丁家桥中央党部一路上看到的那些宣传“新生活运动”的大牌子。现在，抗战五年半了!由于败退西南，丢失大片国土，“新生活运动”早已是虚应文章气息奄奄了。
他刚洗完脚，回身进卧室关上了门，倒了杯开水喝，不料老钱披着衣来敲门了。看来，他是睡下去想起了什么重要事情才来的。童霜威开了门，见他手里拿着封厚厚的牛皮纸信封的信，讨好地说：“秘书长(童霜威再三叮嘱他别这么叫，应该叫“童先生”，他却坚持不改)，您有封信，挂号的，下午来的。您看，我差点今晚忘了交给您了，要误了您的事就糟了!”
童霜威接过信来，一看笔迹，就知道是冯村从重庆寄来的，对老钱说：“好好好，你快回去睡吧。”心里急切地想看冯村的信，等老钱走了，就关门去灯下拆开信来。这个战前他心爱的秘书来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