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根儿瞧不起她。她先被分配负责影剧评介。第一次推上两篇稿子，就被毫不客气
地全部打回来。接着又分工文艺随笔。编过三篇，算是跟读者见了面，部主任得出
的结论却是：这个人根本没有政治头脑和逻辑头脑。于是又去负责散文和小小说。
这下好，她约了一篇稿子，部主任粗略一看便大光其火，在稿签上直书两行：
此类黄色作品也要见报，可见编辑水平和思想意识急待提高！
作品不让发也罢，偏称“黄色”；编辑水平亟待（竟写成急待）提高也罢，偏
偏还有“思想意识”四个字。程越当即拿着稿签找到部主任面前。
“主任，你说这篇小说是黄色作品，请问有什么根据？”
“根据？”部主任抬起秃了半边的脑壳，说：“把床上的事都写出来了，你还
要什么根据！”
“哪得看怎么写，写的主旨是什么。写了床上不一定就是黄色作品！”
程越发现自己过于激动，为了避免把事情搞僵，缓了口气说：
“主任，你干文艺工作时间比我长，读的书比我多。小仲马的《茶花女》，司
汤达的《红与黑》，包括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这几年的不少好作品，都
有过类似描写。我们总不能说这些世界名著和好作品都是黄色的吧？”
程越的本意，是想以尊敬的口吻，通过这些名著的例证，引出对于那篇小小说
的内容和意蕴恰如其分的分析。部主任却红了脖子。他是半路出家当起这个文艺部
主任来的，对于那些名著他读得很少，有的连名字也叫不出来。他最瞧不起这些所
谓本科大学生，同时也最怕这些大学生们瞧不起自己。程越话一出日，他便把意思
颠倒了一个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