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原打算，通车典礼之后与中央领导认真地谈一谈。中午北京却来了紧急电话，说有重要会议，要求两位领导同志立即回去，与他的谈话，只好推迟。
“伯年同志，这两年你们市各方面工作成绩都很大，基本路子是正确的，你要多支持鸿唤的工作。”
“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重要的是要看哪个意见更有利于推动改革。”
两位中央领导与他分别时讲的这两句话，他越琢磨，越觉得对他带有批评的意味。这种明显的偏袒，让他很不舒服。这口闷气堵在心里，搅得他心烦意乱。
沈萍却一趟又一趟上楼找他的麻烦。
“你可真坐得住，人家警卫班的同志在下面帮忙，你当书记的该下去慰问慰问，说几句感谢的话。”
“平时不该代表我办的事，你乱代表，现在你能代表我说几句，你又不代表了。”
沈萍没工夫和他争辩，下楼去了。十多分钟后又走上楼来：“厨师来了，人家是冲你才登门帮忙的，你去看一眼。”
“不去！谁请来的佛谁拜！”
沈萍狠狠瞪了他一眼，气哼哼地走了。
最后一次，沈萍破门而入，终于把高伯年惹火了。
“谁让你搞这套？你瞧瞧厦门路222号哪家像你这样？”
“我怎么了？徐克给儿子结婚，不也是热热闹闹的！”
“你和徐援朝比？徐援朝判刑了，你也想让你的孩子判刑？”
一句话把沈萍也惹火了。
“你还好意思提援朝判刑的事？现在社会上一些人专门找干部子女的毛病，有屁大的事就给嚷嚷得满城风雨，好像我们的子女全是依仗权势，胡作非为的人。干部子女犯了点错，就恨不得加重惩罚，枪毙了才好。徐援朝他们无非是想多弄点钱，现在社会上谁不想着钱？到处捞钱的有的是，你们怎么不管？那些个体户，两三年就成了十万富翁、百万富翁，那门道能正吗？对那些流里流气的小流氓你们束手无策，还一个劲儿地支持，对这些革命后代倒认起真来。”
“谁犯了法都要治罪的。”高伯年忿忿地回击沈萍。
“我真看不透！你要抓，你的监狱装得下吗？而且你敢抓吗？援朝的案子，阎鸿唤一拍板，你连句话都不敢说了。阎鸿唤没扛过枪，一个普通干部提上来的，没有是非原则，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你呢？你可跟徐克是老战友，你的感情也没有了？我看一会儿见到老徐你怎么交代？”
沈萍又像往日发脾气时高喉咙大嗓门地嚷起来，高伯年只好把自己想嚷的话憋回去。他克制住自己，妇人之见，不必计较。
“记住，徐克来时，千万不要提起徐力里和徐援朝。”他对妻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