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的，你想调四队？”
“不，那个饭店是中美合资的，人家想要我去那儿。”
老队长呼地站起身，把剩下的半截子烟拽到地上，扯开脖子就嚷：“没门儿！你，你想溜号？怪不得小青年都看不上咱这工作，就是你带的头儿。这市政工人怎么就干不得了？容不下你啦？非得钻到那十五层的高楼上去给外国人当三孙子？你为啥？为的吃喝着方便？没门的事，从我这儿就不答应！没有咱，什么大饭店，全他妈的狗屁，我让它没水没电，拉屎拉尿都没处流。”
建华不再解释，解释也解释不清。老队长反而会越嚷越凶。
“算了，师傅，就当我没说。我这不是想和您商量嘛。”
“这事儿没商量！”老队长大嘴一嚷，建华这扇希望之门算是关上了。
一连几天，杨建华一直很沉闷。他不愿再想这件事，但它常常不由自主地又在脑子里转悠上了。
七年前，他曾经是威风凛凛的一团之长，手下有二千六百多个兵团战士，一百二十万亩粮田和草原，数不尽的牛、马、羊。他脑子里有一幅美丽壮观的建设蓝图。可这蓝图，他没能实现。知识青年大返城，起初是股小流儿，很快就汇成了不可阻拦的大洪流。他批准放走了一批知青，直到最后剩下了为数不多的早已成家的人，他是其中的一个。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的妻子柳若菲早已回城了，他的婚姻并不是回城的障碍却是回城的通行证。妻子写信来、拍电报来催他办回城的手续。她的二伯父从美国回国，这正是个调回城的好机会。然而，他只把她的户口转了回去。他不肯走，团里还有几百个知青看着他，团长拔腿跑了，团里准乱了营。一年过去了，剩下的几百人也陆陆续续地走了，能走的全走光了。连队里再也见不到战士整队坐在食堂大厅里听他讲话的场面，再也见不到亲亲热热围上来的知青伙伴。草原更加空旷，一群羊在草原上缓慢地移动。他望着那群羊，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只离群的羊。他感到孤独和失落，羊尚且要追上自己的群体，自己呢？这儿曾经是他的战场，有他的理想和憧憬。但大部队早就撤回到城市，他这只孤雁该在哪儿找到整体，柳若菲已经四个多月不来信。这是个感情突变的年月。他们是结了婚的，也会变吗？兵团已经准备改为农场，师部让他继续担任农场场长。他犹豫了，一夜之间，两盒香烟，死亡了无数脑细胞，他做了一个抉择，决定去赶回城的队伍，他不想让小蒙蒙失去妈妈。
城市接纳了他，但并不欢迎他。他不再是一个指挥员，而是一个普通的回城知青。他是回到了一个整体，但不是那支虽不威武，但很豪迈有气势的军垦部队，而是汇进两手空空的待业大军。
半年后，他被安置在市政公司施工队当了工人。他回来，没有保住这个家，小蒙还是没了妈妈。而他在施工队一干就是五年。
施工队几乎是一支文盲的队伍。老的老，小的小，老的拿张报纸认不得几个字，小的看学历，全是初中、高中毕业生，但却不会解出一元一次方程式。建华的水平在队里不只是高出一星半点儿，全队老少全服他，他干活有力气，遇事有主意，讲话有水平，写文章不费劲儿。只有一个人不把他看得那么高，这就是老队长。他是建华的师傅，他提拔建华当了副队长，自个儿就认为什么事都得由着他。他是没文化，可是有技术，什么工程都干过。别说建华刚来了五年，就连公司的头头们谁敢惹着他！硬活儿还得靠这个六十年代初的老劳模披挂上阵，所以老头儿倔着呢。老队长就像个监工，整天瞪着个眼珠子，跟在工人屁股后面挑毛病，看不上眼就骂。小青年们就变着法子蒙骗他，捉弄他。建华有过几次新的施工想法，合老队长心思的他就听，违他章法的他理也不理。在他眼里，你个副队长的任务就是领着大伙儿去干活儿，活儿怎么干还得听他这个老师傅的。
在这样一个单位干下去，能干出什么名堂！杨建华心里窝火，有时就埋怨妈几句：
“当初，让您去兵团，您就是不去，您要去了，我就不回来了。”
“妈哪儿也不去。你回来有什么不好，做人不能心气儿太高。”
建华一直弄不清妈为什么不肯去内蒙。母亲并不喜欢城市生活，从小他就常听母亲对农村那些往事的回忆，那些人好，天也好，地也好，在农村养成的习惯改都改不掉。为什么不能去内蒙呢，那儿有的是地，种菜、种豆、养猪、养鸡，可由着性子来。建华在兵团一结婚就写信劝妈妈来，可妈妈总说想去，又说不能去。建华猜不出母亲的心思。
回来有什么不好？他说不出来，嘈杂的街道，狭小的住房，简单的劳动……与那个广阔的天地相比，他仿佛是回到了一口狭长的深井，只能见到巴掌大的蓝天。
建华从小在这条胡同里就是个尖子，中学读书时，他从不怀疑自己能考上全国一流的重点大学。然而命运却使他丢掉了上学的机会。当了五年道路工人，他自学了企业管理专业的课程，拿下了自学考试的文凭，然而他的知识在这个小小的施工队却施展不开，公司里的一切都是老章程。春生了解他，给他提供了合资企业的这么个好位置。可这又成了泡影。
建华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抽烟。门砰地被推开，陈宝柱一阵风闯了进来，一看见建华，他收住了脚步，嘿嘿嘿地笑笑。
“嘿，大哥，一个人蹲在屋里想谁呢？”
“别耍贫嘴，有事说事，没事修犁去，今天我检查了，有七台犁还没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