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九月改订于北京
关于《将军吟》的创作
文／莫应丰
《书林》编辑部要我谈谈写作《将军吟》的体会，我不知从何说起。在清理过去的旧书时，由一种现象产生出一番联想。
前几年，我经常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新书，有的翻一翻，有的没有动。那些书全都打上了年代的烙印。就小说而言，只要看看里面有些什么口号，便知道写成于哪一年。如今一见那些口号就反感，无论书中有些什么内容，也只好闭眼扔进化纸炉。作者和编辑的心血岂不白费了？仅是纸张的浪费也令人痛心。我自己在“四人帮”垮台前夕也出版过一本小说，虽然在书架上勉强放了两年，甚至曾考虑过修改重版，但终因时过境迁，难以救活，任其碾作尘泥了。那本书叫《小兵闯大山》，用去了我一些宝贵的生活素材，至今想来，犹感惋惜。
我也间或写一点短篇，不久前在收编成集的时候，发现有些篇味儿不对了。一般地说，我还不算是很爱赶时髦的人，没有写过变幻无常的“路线斗争”，也不曾写“走资派”之类。凡被我认为是短命的题材，我是不轻易去碰的。尽管如此，仍旧有些作品短命。
《将军吟》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写成于1976年春夏，出版于1980年6月。至今又过去近两年了，仍不觉得过时。当然，一部长篇小说，出版还不到两年，绝对不能算是长命的。但考虑到从写出初稿至今，六年时间内，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文坛风雨又是何其多！《将军吟》却不受这些影响，也算是难得了。
有趣的是，《将军吟》初稿写成后，一直密藏在朋友家里。过了两年半，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从广播里听了全会公报，惊喜地发现，《将军吟》初稿对“文化革命”的认识正好与公报的总精神相符；于是决定，立刻将稿子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巧合吗？确实是太巧了。我事后分析造成这种巧合的原因时发现，透过偶然的现象，能找到必然的根由。
在“四人帮”肆虐横行的那些年月，我们从事文艺创作的人，被当成鹰犬和传声筒使用，不许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不许正视触目惊心的生活现实，不许有健全的头脑和正常的思维。我当时深感人格受辱，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为什么不去干点别的事？一个人如果发现自己的行为没有意义或有害于人、无利于己，就不会继续干下去。我正是从觉醒中甩袖而离开当时文场的。谈起创作，我有点玩世不恭。找我约稿，我就说：“你从哪里打听到我会写什么东西？”实际上，我既不是完全不懂，也不是对创作没有感情。自从我发现自己能够写小说以来，总想显一显身手。可是，怎样干才是值得的呢？我在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作家的职责到底是什么。作家对于时代，应该是一面镜子；作家对于读者，应该是一个良友；作家对于妖孽，应该是一把尖刀；作家对干明天，应该是一只雄鸡。江湖骗子和为虎作怅的人，难道能留下什么好东西吗？糊里糊涂，行为盲目，也很难设想能胜任人民的重托。于是我想干一点本来应干的事情，按照应尽的职责来干。这个职业是高尚的，同时也是危险的。亘古以来，有多少舞文弄墨的人曾经遭遇不幸？又想干这一行，又要绝对保险，恐伯也难做到。除非你不打算尽职，既要尽职，便不能算好了命再来。我就是这样决定按真实面貌来描写“文化革命”的。真实就是科学。科学是真正的硬汉子，它不屈服于任何邪恶势力。“四人帮”拼死挣扎，想叫历史朝着反科学的方向发展，终归惨败。历史是按科学的方向前进的，我写《将军吟》也基本上是抱着科学态度的，所以就发生了巧合。看起来是巧，其实全在规律中。哪怕历史一时走了弯路，大方向总是不会变的，这种巧合迟早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