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他稳重地说，“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这样信任，我很感动。我想，我自己只有绝对忠诚老实才能对得起毛主席。有一件事情我要向主任汇报一下。”
“什么事情？”
“关于我父亲的问题。”
“你父亲有政历问题吗？”
“不，他是一个老工人，地地道道的工人，政治历史都没有问题，只是觉悟不高。这次彭其跳玉带河，被一个老工人救起来，那个工人就是我的父亲。”
“是这样？！”
“您没有听说过吗？”
“没有。”
“当时我和范子愚正在北京，这您是知道的。范子愚的目的是想把彭其抢到手，争取继续立功，他硬把我拉着同去，住在我们家里。年三十晚上，我父亲把彭其背回家来，范子愚马上就要动手，想把彭其劫到桂林去。我父亲为了表示反对范子愚的做法，把火发在我身上，扎扎实实打了我一耳光，然后他就把彭其送进医院去了。送医院我认为是应该的，但是我父亲太人情味儿了，完全不管彭其是不是走资派，没有阶级观念，太没有路线觉悟。我告诉他，这是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他跟我吵起来，我一气之下，马上跑去买了张火车票，年初一晚上就坐车回南隅来了。我刚才在想，既然主任要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必须把在北京发生的事向主任讲清楚，我父亲的觉悟情况也要使主任知道。”
江醉章很重视这个问题，伸出一个指头在空中画了半天的直线、曲线和圆圈，这表明他正在进行深入的思索。想了一阵以后，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