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电话之后，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弯腰拾起刚才盛怒之下胡噜到地上的文件、笔记本，拿块抹布，揩干桌面和玻璃板。玻璃板下，几个孩子站在八达岭上对她开怀大笑，一个个高大，健壮，漂亮，像他们爸爸年轻的时候一样。什么时候，他们的羽毛才能丰满起来，不让她这个老娘劳心了呢? 排队买饭的时候，何婷正好排在石全清的后面，她挺神秘地对他说：“吃过午饭，到我的办公室来。”
什么事呢? 石全清心里翻腾起来，一餐午饭也没吃好，四两米饭匆匆地、勉强地扒拉到肚子里去。
是不是贺家彬在哪儿又逮了个茬儿，告了他一状? 或是他在申请福利补助时，把已经工作的儿子算在了供养人口之内，群众有意见把给他的补助拉了下来? 或是那日他在老钱家里吃醉了酒，大骂何婷提工资的时候心里只有罗海涛，而没给他长一级，老钱把话传给了她? 石全清不知等待他的是吉是凶。何婷这个人，待人处事反复无常，很难揣度。贺家彬的话倒挺中肯：“更年期的心理变态。”
好不容易挨到何婷大概吃完饭的时候，石全清走去敲门了。
一开门，就看见何婷拿着一杆秤在称白木耳。石全清好伤心啊，就像一条忠心巴巴的狗，无缘无故让主人踹了一脚那么伤心。
那白木耳是石全清托一个电站采购员给何婷买的，早上人家刚送来。
何婷头也不抬，两只眼睛盯着秤杆，把个秤砣前挪挪、后移移，打得老高老高的。说：“哼，刨去包木耳的报纸，每斤差不多少一两，一共差了二两。”
石全清真想说：“你秤砣不打那么高，没准就够了。”
少二两! 少四两也合算。一斤白木耳才八元五角钱，上哪儿买去。说是内部价格，说不定那个电站知道是何婷买的，往里搭了钱吧。
难道她就是为了差这二两木耳，才把他找来吗? 这女人，什么邪事都想得出来，没准她以为差的这二两木耳，是他匿下来了。真不该经手给她办这种事。
何婷从提包里拿出一个大塑料口袋，石全清赶紧走过去帮她把塑料口袋撑开，耐心地等着她把那两斤白木耳装进去。
她拍拍手，掸了掸掉在身上的碎渣和尘土，这才走过去把门缝关严，然后小声地对他说：“你知道老罗昨天上哪儿出差去了吗? ”
“不知道。”
“青岛，为了你的外调。”
提起青岛，石全清顿时觉得魂飞魄散。
他父亲那一辈弟兄们，解放前在北平合伙开过布店，以他们家的股份最大。解放前夕他父亲把他们家的股份抽走了，以石全清的名义在青岛开了个纱厂。
不用说，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资本家赖是赖不掉的，实行赎买政策的时候，他还吃过定息。
参加工作以后，他从未向组织上交待过这个问题，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提出入党申请的时候才被组织发现，他的组织问题十几年没有得到解决，卡就卡在这个问题上。
何婷曾多次在支部大会上为他开脱：“我们不要唯成份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