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则似乎又与文化水平的高低有关。在农村，农民之间互相串门，
是连敲门一类的程式都无需有的，拿脚就可以往门里迈，进屋不用让，
不但可以就坐，还可上炕。在工人之间，倘是近邻，敲门一类的讲究
也可以免去，但一声呼唤却不可少，倘是远造，则势必敲门，但可以
敲得「梆梆梆」山响，不必那么文质彬彬地轻叩。一到干部，特别是
知识份子，敲门这一环节便不能含糊了，敲得急了、重了，主人会感
到不快，敲得小了、轻了，里面没有反应时，下一步如何敲，客人不
由得要加以节制——一般是由轻渐重、由短而渐长（一九八三年后，
门铃开始渐次出现，到一九八四年，电子音乐门铃渐趋流行，不过按
门铃的心情，与敲门无异）。主方听见了敲门声或闸铃声，开门前往往
还要问：「谁呀？」「哪一位呀？」（一九八二年以前，门镜——即可由
里望外而不能由外望里的 「窥视镜」，尚未普及，装上的，多为外国货
——或自己有出国机会时，从海外带回，或托亲友从海外购来；一九
八三年初始有从日本进口的门镜，约十元一只；有了门镜后，问话自
然可以取消。）开门时，也往往先开一缝，看清楚了，才让进来，倘来
客是找这家的另一个人，而另一人并不在，则往往申明完「出去了」
或「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便将门关闭——偶或也客气一句：「不进来
坐坐吗？」但客人一看那眼神、表情便都知趣，必答曰：「不啦，不啦。」
随著北京四合院的逐步消亡，居民楼的大量涌现，表面上看，人
们的居住空间挨得紧密了，但人们的自然联系也随之淡化，邻居之间